| 今天是
|
 |
欢迎访问中国教育网新版 |
|
“尽馈膏火助寒窗”——记杨景尧和他的文教基金会
|
|
来源：河南日报 2006-4-14 18:38:00 |
| |
河南的卡耐基
今年上半年，英国人胡润和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分别公布了“2004年度中国慈善榜”，由此引发了一场社会讨论：中国到底有没有安德鲁·卡耐基式的人？
安德鲁·卡耐基，19世纪伟大的工业巨人和慈善家。他逝世后，为后人留下了超过20个慈善基金组织，还有那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从此，安德鲁·卡耐基的名字成为慈善家的代名词。
中国当然有自己的卡耐基，杨景尧就是其中的一个。
杨景尧是长葛市后河镇人，1948年旅居台湾经商。1989年，年近古稀的杨景尧回到故乡。次年，他出资400万元，在后河镇建了一所中学，取名“淑君中学”，借此表达对妻子孔淑君的感念。淑君中学建成后，杨景尧把它捐给了地方政府。
1993年，杨景尧处理完在台湾的产业，回到大陆定居。第二年，他在淑君中学高中部设立实验班，面向全市招收成绩优异、家庭困难的初中毕业生。实验班学生免收学费，另外每人每月发放50元生活补助、每年发两套衣服。截至1997年高中部停止招生，实验班共招了3届学生，90多人受到资助。
1995年，长葛杨景尧文教基金会在后河镇成立，杨景尧为基金会定下的宗旨是：发展国民教育，弘扬中华文化。近10年来，基金会除了每年奖助长葛市大学生和后河村的中小学生外，还捐款修缮后河村小学，保护长葛市重点文物古社柏；出资编印《中华先贤说道德》一书，举办过老人节、绘画展、民乐大赛、优秀中小学教师评比；赞助过地方文学刊物《葛天文学》、许昌市田径运动会、长葛市春节文艺晚会、长葛市大学生联谊会等等，总支出超过200万元。
“但求桃李茂，何畏鬓发苍”
在一首《满江红》词中，杨景尧写道：
“离父别母，四十载，重返故乡。高堂倾，坟夷墓平，心怵神伤。归盼彩衣娱膝下，不期乘鹤竟弃养。问苍天，知我爷娘魂，在何方？
化悲恸，为力量，输万金，建学庠，兴文教，成立基金会坊。乡邑清贫优才子，尽馈膏火助寒窗。聊献我区区寸草心，报家邦。”
从词中可以看出，杨景尧倾注资金最多的，是长葛的教育事业。这似乎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系。
杨景尧的父亲原来是当地的一个商人，但是重视教育，亲戚邻居劝他让杨景尧弃学经商，老先生坚决不允：“宁易田产，不使辍学。”然而，杨景尧高中毕业那年，日军渡过黄河南下，学校被迫解散，他的大学梦破灭了。
家庭环境的熏陶，自己的大学情结，使杨景尧对教育怀有特殊的感情。抗战胜利后，杨景尧在家乡教书，担任小学校长。到台湾后，他热心为军队里的士官和护士补习功课。杨景尧认为，知识和教育是个人幸福、社会进步的基础。捐建淑君中学、创办文教基金会，都体现了他对教育的信念。
基金会成立以来，用于奖助长葛大学生的资金已经达到54.36万元，奖助大学生超过470人次。截至今年，已经有六届学生顺利读完大学本科，参加工作或考上研究生、博士生，有的还考取国外著名大学的研究生。
文教基金对那些家境贫寒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城关镇一名姓朱的学生，父母离婚后，父亲靠蹬三轮车的微薄收入供他读书，2002年朱考上大学，向基金会提出助学申请，基金会工作人员家访时，却找不到他家。原来，因为盖不起房，朱和父亲无家可归，只能在一些未完工的建筑工地借宿，因此居无定所。当工作人员在一处建筑工地找到他“家”，把1800元助学金交给他父亲时，这个七尺汉子颤抖着手，嘴哆嗦着，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杨景尧所作的一首诗中，有这么几句：“献我区区诚，尽倾囊中藏，但求桃李茂，何畏鬓发苍。”这诗句，既是杨景尧心迹的表露，也是基金会9年助学的写照。
倾情竭力为助学
杨景尧曾说：“我是穷人中的富人，富人中的穷人。”
在台湾时，杨景尧的主要资产是一家影剧院，所以并不是很富有。这些年大陆经济发展迅速，造就了一个新兴的富豪阶层。有知情者说，仅在长葛市，比杨景尧富有的人就数以十计。与他们相比，杨景尧只能算是个穷人。
许多不了解杨景尧的人都以为，他一定过着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其实，到杨景尧家里看看就知道，他的吃穿用度与普通人没有多大区别。在长葛，杨景尧经常到夜市的小摊上吃一碗面条作为晚餐，许多人看见后感到不可思议——在公益事业上一掷千金的他，竟然过着近乎寒酸的生活！
没有杨景尧，就没有文教基金会的创办，而杨景尧常说：“基金会不是我个人的事业，要靠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办好。许凤召和各位工作人员为基金会付出了很多精力和心血，没有他们，基金会不可能发展到今天。”
许凤召是基金会常务理事、秘书长。1995年，他参与了基金会的筹建，之后一直在基金会工作。每年的7月至9月是基金会最忙的时候。根据基金会章程，每年暑期基金会接到助学申请后，要对申请人进行家访。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60多岁的许凤召和刘书宾、王海军、娄君玲等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在全市方圆百里的范围内辛苦奔波。
从1995年至今，许凤召等人跑遍了长葛的角角落落，粗略估算行程将近2000公里。受杨景尧节俭精神的影响，他们非常注意节省开支，外出办公通常都是骑自行车，确实需要乘汽车时，严格据实报销。在基金会的报销凭证上，可以看到许多票据上签有笔迹，例如在一张10元的汽车票上，写有“实报7元”字样，这是因为售票员开了10元的票而实际上收了7元钱。
谈起家访中的所见所感，许凤召总是情绪激动，有时竟至语塞：有的学生家里只有一间房，做饭睡觉都在一起；有的学生家里买不起煤，整年用玉米秆烧锅做饭；还有的学生家里连个凳子都没有，只好让来家访的人坐在架子车上说话。每次见到这种情景，许凤召心情都异常沉重，同时也深切感到基金会对贫困学生的意义。
许凤召常说：“文教基金会泽被一方、功德无量，我们被杨先生的善行义举所感染，所以乐意参与基金会的工作，再苦再累也心甘。”
做好事的困难
俗谚云：“做人难，做好人更难。”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做事难，做好事更难。”
杨景尧就常常有这样的感慨。
上世纪70年代，杨景尧到美国旅行，见那里有许多以个人名义设立的基金会，就萌生了创办公益基金的想法，但一直没能实现。到了80年代，杨景尧与大陆的亲人取得联系后，了解到家乡还很落后，就决定把基金会设在家乡。1989年，杨景尧回到长葛，与有关部门商议此事，但那时慈善基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的计划搁浅了。一直到1995年，杨景尧才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每每回想起这些往事，杨景尧都感到惋惜：“如果我回来时基金会就能成立，基金数额肯定比现在充裕得多，也能早日发挥作用。”
基金会成立时，杨景尧投入了30万元作为基本金，并决定把自己企业每年的利润陆续注入其中。但由于各种原因，杨景尧的企业大都经营艰难，根本无力向基金会注入资金。为了维持基金会运转，杨景尧只好每年另外拿出个人存款投入其中，为此，他的经济状况日渐窘迫。去年春节，家里居然没有足够的钱过年，在美国工作的孙子寄了些钱回来，这才度过危机。本来，基金会也接受社会各界人士捐赠，但时至今日，基金会的开支仍然是杨景尧一个人在艰难支撑。
基金会成立伊始，杨景尧就着手申请注册，但当时国家还没有相关的法规政策，杨景尧和许凤召等人多次奔走于郑州和北京等地，却迟迟找不到归口的管理部门。杨景尧为此忧心忡忡。如果基金会得不到法律保护，随时有可能被取缔，也很难防范某些机关或个人侵占它的资产。直到去年，国家出台政策，规定所有的基金组织统归民政部门管理，杨景尧这才看到了希望。
根据民政部的暂行规定，个人捐资成立的基金会，基本金不得少于200万元。为此，杨景尧又拿出个人财产，把基本金扩充到200万元。省民政厅一位官员告诉杨景尧，像他这样个人独资成立的基金会，迄今在全省独一无二。
然而，现行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对杨景尧文教基金会的生存非常不利。按照规定，个人捐资成立的基金会，每年支出不得少于上年基金余额的8%，也就是说，每年至少要支出16万元。因为目前银行利率低，这样，第二年基金会的基本金就将减少到200万元以下。而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基本金不足200万元的，将被取消资格，剩余的基金合并到其他同性质的基金会。
这个规定使杨景尧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要想使基金会持续运转，就必须不断向其中注入资金，但基金会目前又没有充足稳定的基金来源。如果凭现在的200万元基本金注册，基金会将是昙花一现，一年后将被取消资格。
怎么办？杨景尧最后宣布了他的打算：“基金会对地方太重要了，一定要存在下去，我准备把我的家产、存款和企业全部捐献给基金会。”
但是，如果他这么做了，他的家庭以后如何生活？即使他这么做了，就能保证基金会长久运行下去吗？
这一难题如何化解，目前还未见曙光。
|
|
|
|
 |
热门推荐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