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教育需要理想主义精神

　　大学教育期待着一种理想自觉，大学教育需要信仰与精神的支撑。理想主义精神的存在，决定了大学教育中人和大学教育的价值与高度。然而，我们失望地发现，中国的大学教育缺少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精神。中国大学教育本身的理想自觉还远远没有到来，也没能形成中国独有的东方式的大学教育文化。这就是我们不能不忧虑不能不直面的大学教育现实。
大学教育的理想主义精神，属于大学教育的育人功用范畴。它的内涵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事大学教育工作的教师所具有的教育思想、教育信念和对教育活动的是非判断、价值取向等；二是大学积淀和创造的文化及其培养的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即大学教育的客观社会效果。笔者所论的大学教育理想主义精神，既指教育史上那些敢讲真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的教育实质，代表了教育进步思想和人民心声的教育家及其教育著述，也指那些倾心于教育实践，发现和创造教育中的真善美，或者用自己的心灵之火点燃学生理想主义信念的教师及其教育活动。前者可以使学生正确认识教育历史，感受教育发展的轨迹；后者能使学生在诗意的情感里感受和体验大学教育的真善美，受到理想主义精神的熏陶。特别是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相对发达的今天，大学教育的理想主义精神的后一个内涵更应该受到重视。

　　大学教师，虽然充满对大学生的爱心却很少触摸到大学教育的真谛。就是说，大学教师正在或已经失却对大学教育与大学生此时此地存在的境遇的热情真实的而又勇敢的关怀与触摸，同样，大学教师也无法坚持用自己的教育良知，作出对我们所面对的大学教育的正确、清醒、公正的判断。大学教育着眼于复制具有人文和科学知识却无理想主义精神的受教育者，醉心于克隆一个个毫无个性的眼睛与心灵。这便使大学教育在一种近乎令人窒息的温室中蓬勃生长着一些极其苍白的人群，这些人却无法生长出具有对抗色彩的生命力。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心灵的力量，以及这种心灵的力量没有强大到可以对抗外部世界，那么这个人的存在就将是很危险的，其存在的价值也就要大大的打一个问号。从现在的情形看，大学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了我们面前的陷阱。陷阱里耀人眼睛摄人心魄的学历、职衔、荣誉、成功，诱惑着一个个具有天才般智慧的人们，使这些人们最终丧失了那种天才的智慧而甘愿成为一种大学教育机制之下的精神侏儒。[1]

　　大学教师必须教会学生认识人性本善，并以自己的美德为动力，去追求真理，去获取广博的知识，从而宣扬德行，影响社会，实现真善美的统一，达到其他社会成员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可是综观今日大学教育，一些人热衷于所谓教育的实用追求；大学教育的理想主义精神似乎早已被一些大学教师抛之脑后，他们越来越关注教育的功利目的，因而大学教育也越来越远离人们所关注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缺少对生活中崇高理想的追求，坠入了一种急功近利满足最低层次功利需求的平庸情趣中。这显然是忽视或忘记了大学教育的育人功能，违背了教育的本质。大学教育不能没有理想主义精神，以之作为教育发展的动力和支柱，并成为教育的引力和功效。翻开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教育史，大凡杰出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活动，无不闪烁着理想主义精神的光辉，给后人以鼓舞和力量。“有教无类”，这是孔子的理想主义精神，靠着这种精神，最早唱出了中华民族浪漫主义教育的光华篇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的理想主义精神，他用这种精神，率领一批学人开创了具有一代“风骨”的北大精神。“大学者，乃大师之谓也”。这是梅贻琦的理想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创造出了清华最为瑰丽动人的诗篇。
当然，呼唤大学教育的理想主义精神，并不反对大学教育关注现实问题以及依据市场进行人才培养方式的调整。关键在于大学教育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创新，也不仅仅是培养方式的翻新；大学教育更需要鲜活的教育思想和情感，更需要新鲜的生活内容和时代气息。大学教育的理想主义精神折射出的是人类正义事业和社会良知的精华。应当说，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大转变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及生活方式等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着的社会生活为教育家们提供了丰富的教育内容。因此，社会转型期的大学教育更需要理想主义精神。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在回答他的学生柏拉图关于艺术作品如何培植良好品格的形象问题时说：“我们必须寻找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沐春风，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我们呼唤大学教育的理想主义精神，就是希望我们的大学教师都能成为这时代的“艺人巨匠”，满怀理想和激情，去迎接新的历史挑战，用自己的“大才美德”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的，能鼓舞国民，震撼人心的大学教育，以无愧于这个丰富多彩的伟大时代。

　　二、大学教师理想主义精神价值失重

　　大学教师世俗化，使学术出现了平面化倾向。面对市场经济，一部分大学教师注意日常生活，但是在拥抱日常生活、颂扬日常生活时恰恰过多地看到日常生活的合法性，忘掉自己原本应对日常生活的反省和批判，而对日常生活和世俗化加以真切的贴近，这使得大学的文化批判功能衰减，现实的利益驱动代替了真正的价值判断。“五四”时期的大学教师除了自己思想的超前和广泛接纳欧风美雨的民主启蒙思想以外，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当时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能把教师个体性思考的成果集中推行到整个教育制度上，将思想成果体制化。而今天有些大学教师的边缘立场使得他们和教育制度离得很远，他们无兴趣、无心情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思想成果普及化，因此就出现了一方面是教育问题成堆，教材问题成堆，大学教育制度问题成堆；另一方面是大学教师思想原创性正在消失，他们热衷于一次又一次的评奖，热衷于反复填表格。独立的思考不见了，独立的思想转化为中国思想深层次的东西不见了，独立的能够传播出去变成民众的思想同样不多见了。
今天的大学教师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在优先地位。然而，在全球化语境中，当代大学教师的应答有时候是乏力的。面对诸多相互缠绕的问题，大学教师的反思能力和深度正在降低，学术含金量正在减弱，出现了一些新的学风问题和生存方式变化。诸如：心态浮躁，功名心强；门户之见，重学术背后的利益关系；近亲繁殖，论资排辈；学术空疏，不愿意做精深的研究，热衷于在各地不断地组织各种会议，以此形成自己的学术关系网络圈层。应该说，大学教师是对世界进程和人类前景的思考者，也是用心灵去对当代网络般复杂的问题进行真诚探索的研究者，而不是那种热闹地在各种会议中不断出风头、拉关系、争夺权力，在不同的评比上获取显赫名声的人，更不是那种热衷于经济、大赚其财，夸夸其谈、下海捞钱的那种文化人。中国教师有着几千年的自我身份和精神坐标，不应该在经济大潮中将这种文化精神身份的意义放逐。

　　据报道，某高校出台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试行）》，文件指出，3—5年内，凡35周岁以下没有取得硕士研究生学历的青年教师将离开教师岗位。也就是说在5年内，该校120多名青年教师全部要硕士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学历大跃进”的情况呢？首先是“面子”问题在作祟。据介绍，“百名教授”（3～5年内，引进100名教授）与“青年教师硕士化”两大工程是这个《规定》的主要内容。这很确切地反映了该校急于塑造“新形象”的心态。急功近利也是“大跃进”产生的原因之一。追求高学历，提高师资水平，这本没有错，但如果不实事求是，想一蹴而就，违反高等学校发展规律，肯定会适得其反。这种教育浮夸和形式主义之风已经抬头——不注意改进教学质量，不注意教师的学养和生存环境，不注意量才录用而只看表面标签（学历、职称等）。空洞地要求高学位，而不注意真才实学，只会助长教育的形式化和空虚化。如何将教师最有新生命力的思想推广到现代体制中去，注重学术本身而不是学术以外的东西，使大学教育不仅成为人类知识延续和传递的枢纽，而且成为关心人性发展的重要维度，这正是当代中国大学值得关注一个的问题，也是新世纪大学教育改革产生良性循环的基础。

　　三、端正大学教师的学风问题，重塑大学教育的理想主义精神

　　今天我国大学学术的过分形式化、程式化，其不良后果今后会越来越明显。有些形式化的制度促使了当前这类学术泡沫运动，连带地反映了很多深层问题。一是强行规定教师要在几级刊物上发多少文章，要出多少书——而且用量化的标准统一要求，才能升职。于是人们争相发文章出书，作假现象必然多起来。要发文章出书，刊物和出版业就热起来，刊物出版一热，就有不少人通过刊物来敛财，而不是促进学术发展。因此，学术市场的规范问题应提上议事日程上来。国家有关行政部门可以思考怎样建立学术创造机制，尽量减少形式化的东西，否则可能使得不少学术外的东西掺杂进了学术神经，虚报成果、剽窃抄袭就在这种土壤中愈演愈烈。大学要从制度上入手，铲除学术作假的土壤，教师也要摆正心态，真正平心静气地做学问。

    二是由于大学教师缺乏反思深度和超越性思考的高度，使大学教育中人才的培养功能（尤其是博士生硕士生教育）出现了狭窄化、专业化、技术化倾向。“三点成一线”的单调生活，使学习成了机械训练和应付考试的枯燥过程，生活成为注重实用、只对专业技能感兴趣的单维化生活。在工艺层面的操作和忙乱中，个性和创造性逐渐消隐，在跟着潮流走中心理封闭起来，在重理轻文中使感受力受到压抑，进而导致情绪抑郁、性格孤僻、矜持而不善心灵交流。于是远大的人生抱负渐淡渐消，卓越的眼光和豪迈的胸襟逐渐被市侩式的世故虚荣所取代，生命中的无聊感，在牢骚、郁闷、无奈中呈现出来。甚至出现了将哲学、文学、史学大师著作丢在一边，而热心于公关学、谋略学、厚黑学的现象。对此，大学教师的思想不应随新世纪到来时的喧嚣而变得浮躁，真正的大师也不会使自己的思想停留在庸俗的人云亦云的氛围当中，而是走出自己狭小的个人利益空间，在新世纪的世界性思潮中面对真正的问题，理性地思考，并且把这种思想成果以制度化的方式推行到大学教育中去，使中国教育思想成为中国教育价值重建的重要资源。

　　四、大学教育的理想主义精神是真利善美圣的统一

　　真利善美圣等意蕴内在地统一于大学教育的实践活动之中。在实践活动之中，大学教育的真利善美圣获得了现实的统一性。也正是这样的现实统一性，使得大学教育的真，通过以利为载体，以善、美、圣为意义支持而得以实现。利是大学教育价值性基本的表现形式。大学教育所实现的“利”有多重表现形式，但在本质或主旨上，大学教育所追求的利应该是“大利”。所谓“大利”就是实现人类由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这样的“大利”亦是一种“至善”、“至美”和“至圣”。这样的本质规定，提供了一个判断大学教育是否符合社会价值的标准，即在本质上，大学教育应该为实现人、人类社会的自由本性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理想蓝图。善是指对人类社会有利、有益的价值，是大学教育的结果符合人的需求、满足其愿望而使人所达到的一种和谐、愉悦状态。善是大学教育的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应。作为与真理性相对应的价值性概念，善不仅是一种道德价值，还包括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是一种综合价值。因此，大学教育的真与善是整体上的统一。就是说应该将大学教育的社会意义与价值置于大学教育与社会、与世界之整体关系中来考察和定位，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大学教育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美是大学教育给予学生的一种感悟，一种和谐、愉悦、享乐、惬意、满足、安逸式的感悟。美更是一种自由创造的力量，是真与善的统一。学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认识世界、创造自身的。在学生按照真、利，特别是善、美、圣的大学教育意蕴来创造世界的活动及其过程中，学生自身也同时得到改造，进而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着自由美好的理想境界进发，从而达到尽善尽美的至美、至圣状态。圣是大学教育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圣是真、利、善、美的统一和升华。经由圣的渗透、熏陶和升华，大学教育的真得到了利、善、美的支持而神圣地得以实现。大学教育是实现人的内在本质和向往美好未来的创价活动，是实现人文关怀法则的美的活动，是合目的性的神圣活动。同时，在大学教育中，弥漫着对人生的尊重、对真理的渴望、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和执著追求、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和为人类服务的情感等，都是圣的情感的具体体现。

　　求真、求利、求善、求美和求圣，是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和宗旨。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既要合社会发展之“理”——条理、准则、规律，又要合人之“理”——需要、价值、目的，应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范性的统一，也应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内蕴着真利善美圣意蕴的大学教育既是“是”与“应该”的统一体，又架设了一条由“是”转变为“应该”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