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赫有名的南洋教育集团，曾经的中国民办教育的翘楚，最高峰时，在全国拥有12所幼儿园至高中一贯制学校，2003年时总资产价值人民币13亿元，在2004年底被中国教育联合会授予惟一的“中国民办教育最佳品牌”。

　　仅仅一年后，南洋即全面崩溃。2005年入秋，到期的各校教育储备金无法兑现，从而引发全国南洋学校的挤兑——至年底，济南、青岛南洋学校停办，大同、洛阳等校由各地政府接管，南洋集团董事长帅建伦以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定为A级通缉犯并被抓捕。

　　更为惊人的是，2006年5月，济南南洋学校的两任校长和一任财务主管被押上法庭，被控犯有“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

　　在最辉煌的时候，无数媒体曾把南洋比作中国民办教育的旗帜。那么这面旗帜是如何落地的？这座民办教育“王国”的坍塌又意味着什么？

　　有教育局官员说，南洋是一场持续十年的骗局。有家长说，南洋的失败，是中国教育的失败。也有老师说，是中国教育的失败，决定了南洋的失败。

　　一根稻草

　　Ａ

　　走上下坡路的南洋冀望通过与上市公司“ＳＴ佳纸”的联姻，来实现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却“遇人不淑”，对方承诺的注资镜花水月，自身却连遭抽血，终于陷入崩盘的深渊。

　　从2000年起，中国兴起了所谓“名校办民校”热潮。

　　从存款利息的降息，到名校办民校的冲击，到2003年底，对“导致不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彻底绝望”的任靖玺，与“ＳＴ佳纸(佳木斯纸业)”董事长帅建伦签署了对南洋集团的转让协议。帅建伦以其控制的四川科邦集团下属的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为入主机构，承诺出资人民币7000万元获得南洋集团70％的股权。

　　当时双方签字资产评估报告显示，南洋集团的账面净资产为7400多万元。此时，距离南洋彻底崩溃，还有不到两年。

　　南洋被转让的价格为人民币7000万元，任靖玺在转让前即声明，这笔钱他个人分文不取，全部留在南洋做滚动资金。

　　2004年7月，应帅建伦的要求，任靖玺完全退出南洋。

　　数位南洋的高管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对于任靖玺的决定感到“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他们记得当时任非常消沉，心灰意懒的态度日趋明显。

　　10月，任靖玺发布自己的《万言书》后，远赴海外。

　　回顾后来南洋的惨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任靖玺是金蝉脱壳，把“绞索”留给了帅建伦。但当时南洋的一位高管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当时南洋的确在走下坡路，不过账上还有几千万的流动资金，而且靠着透支信誉支撑了又整整一年。帅建伦如果按约注资，盘活南洋是没问题的。”

　　帅建伦出资7000万元的承诺一直没有兑现。

　　南洋当时的部分高管告诉记者，曾有高管向任提出，对帅的拖延拒不履约提出起诉，申请转让合同无效。

　　任靖玺只回答了一句：“这官司打起来，消息传出去，对学校的影响太大了。”

　　2004年9月的太原校长会议上，到会的各地南洋校长们已经感觉到说不出的不祥。“我们都搞不清他(帅)到底有钱没钱，但是老任对我们说，老帅是有资金的。”一位参会校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陷入乱局

　　Ｂ

　　太原校长会议召开时，2004年度的新生已经开学。帅上任后，第一件事是将下属八校收取的新学年学费和教育储备金全部上缴集团，如昆明南洋前后被调走了1500万元，此后学校的办学经费却一直没有足额下发。而且，10月底的校长会上，集团将各校的年预算下调了30％。

　　当时一位校长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帅接手之后，危机马上出现。除非我们要钱，他才会5万10万地给汇来一些。如果不要，总部是绝对不会理你的。”

　　这几万块钱，对于通常经费以100万元计算的诸校，只是杯水车薪。各校的告急求救传真如雪片一样向北京总部飞来。学校的运转只能以赊账、欠款的方式进行。

　　由于无法清还到期的储备金，南洋的状况已经惊动各地教育局。

　　另据一位校长的回忆，12月，帅建伦将大同、连云港等校校长解聘。至年底，集团又下发了要求各校校长将属下学校“承包”的指令。大意是，集团不再对学校有拨款义务，学校自筹资金并且要上缴学校的管理费。于是，又有吕军等数校校长宣布辞职。

　　不过，帅建伦“部分履行”了将南洋上市的诺言。2004年11月底，由他担任董事长的“ＳＴ佳纸”收购了连云港中奥教育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的连云港南洋学校。

　　根据这次收购的公告，“ＳＴ佳纸”“以自筹资金8008万元收购量子(北京)生物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连云港中奥教育投资有限公司90％的股权”。而量子(北京)生物有限公司的前身，就是南洋集团中的北京南洋国际文化教育投资公司。

　　至此，连云港南洋被装入“ＳＴ佳纸”，而这个教育概念已被炒作了整整一年。2005年3月，有股评认为“ＳＴ佳纸”“重组教育，摘帽在即”。

　　2005年1月，“ＳＴ佳纸”对2004年年度业绩预告为：“全年业绩扭亏，预计实现净利润约300万元左右。”不到三个月，4月2日“ＳＴ佳纸”再次披露业绩预测“2004年度亏损4000至5000万元。”此举遭深圳交易所公开谴责。6月1日，帅建伦等董事不得不发布致歉公告。至此，“ＳＴ佳纸”成了标准的“垃圾股”，最后于2006年5月被停牌。

　　股市上的一切，学校老师表示并不知情。

　　到了9月开学，新一期储备金到期该还了，老师们才明白，这下是真完了。追讨储备金的家长和忍无可忍的供货商包围了学校追讨欠款。一向以伙食好著称的学校食堂里，只有白菜。到了11月，水、电、暖气都成了问题。南洋彻底堕入深渊。

　　最后挣扎

　　Ｃ

　　2005年9月份，已是焦头烂额的南洋集团迎来了第三任董事长蒋国斌。

　　蒋从2003年开始，是帅建伦的财务顾问。2005年9月21日蒋和帅建伦签署了一揽子收购协议，从帅手里买下了中亚财富和北京南洋集团的三个公司，以及山西、大同和济南三校，成交价格为75万元。

　　后来蒋国斌向警方承认，这个钱他没有出。

　　2005年10月12日，拿到南洋各校公章的蒋国斌奔赴太原，他的计划是：“和当地的教育局领导接触，了解一些实际的情况。然后回到北京，和帅建伦以及潜在战略投资者商讨，拿出一个重组整合南洋集团、彻底解决教育储备金的可行性重组操作方案。”此时，蒋没有得到南洋的财务资料，当时他和帅约定回京后再做正式交割。

　　不料刚到太原，蒋国斌就被追讨教育储备金的家长包围。“不得不”和家长们同吃同住了一个多月——实际是被家长们变相扣留。蒋后来说，他一直和帅建伦反复沟通，却一直没有得到帅承诺的资金汇来。

　　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正在向法院起诉，要解除和帅建伦的转让合同。

　　对话

　　妥善处理南洋事件

　　关乎民办教育发展

　　2004年10月，彻底退出南洋教育集团的任靖玺在网上发布了长达8万字的个人自述——《教育炼狱十年》(以下简称《万言书》)，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文中，任以激愤的口吻将南洋的命运归咎于教育体制。《中国新闻周刊》于2004年底曾以《任靖玺：我败给了教育制度》为题做了专题报道。在当时的舆论界，就《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所及，对《万言书》的肯定者居多。

　　时至今日，面对南洋的全面崩溃，对任靖玺的骂声四起。

　　远在新西兰的任靖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万箭穿心。”以下是任靖玺的答记者问。

　　中国新闻周刊：1994年国家教委下发了关于禁止审批教育储备金学校的文件。1998年以后，广东已经对储备金模式叫停。但正是这时，南洋开始了高速发展期。政策上的这些禁忌，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吗？

　　任靖玺：我来向你描述一下当时的社会图景。民办教育的呼声是全社会的热点。大家都认为，只有开放民办教育才能改变中国教育投资不足的困境。大家都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一定会走下去，没有回头的余地，因此中国的教育一定会放开。

　　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朱镕基总理说穷国办教育，不走多种形式办学的路子，别无选择。我对民办教育的“放开”并最终和资本市场对接持乐观态度。

　　1994年的教委禁令我不知道，教育局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收储备金是否有问题。广东发生的事情我是知道的。我们只是把那个禁令当作一个地方法规，毕竟国务院和教育部一直没有表态。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停不下来了，因为其他的融资渠道完全堵死，我们只有继续收储备金这一条路，能做的只是减少额度。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如何减少额度的？

　　任靖玺：2002年开始，南洋主动降低了新生的“教育储备金”比例。2004年我离开之前，以教育储备金方式入学的孩子，在全国南洋已降到20％。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在生源稳定的情况下，将教育储备金完全消化为学费，需要五到七年。

　　从1999年开始，我们就试图向国际市场融资。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曾和南洋初步商定给予南洋20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和30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却被有关方面以“教育市场外资不得进入”的理由中止而失败。

　　中国新闻周刊：是什么时候你决定离开南洋的？

　　任靖玺：我在《教育炼狱十年》里也写了，进入21世纪的民办学校的状况是“哀鸿遍野”。南洋的生源受到严重影响，教育储备金的偿还就有了危机。

　　这种不公平竞争，让我对于整个政策环境彻底绝望，才坚定了转让的念头。

　　意见领袖

　　历史理性地认识教育储备金模式

　　杨东平 李方平

　　“教育储备金”模式，是民办教育创造的一种特殊教育收费形式。当“教育储备金”学校的财政危机显露后，广东省政府积极应对，于2000年2月出台《关于解决广东省民办学校教育储备金问题的意见》，因而，虽然广东是“教育储备金”的发源地，但却较好地化解了危机，没有发生如南洋集团这样的恶性事件。

　　风行十多年的“教育储备金”模式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办教育发展过程出现中的一种摸索，历史已经为它划上了句号。南洋学校事发之后，有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为了卸责，称这是一场“骗局”，公安部门则视“教育储备金”为一种金融犯罪，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当时的特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