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两位嘉宾，有一位英语老师，他从北大走出，随着改革开放浪潮沉浮，今天已经是中国教育培训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也被很多青年人称为“人生导师”。他就是今天的嘉宾俞敏洪先生。还有这样一个媒体人，他在北京报界横空出世之后，以强劲的实力和惊人的速度，把影响力扩展到大江南北，他就是《新京报》的舵手，今天的特约嘉宾主持，《新京报》的社长戴自更先生。下面请两位开始今天思想的碰撞和交流。

    30年3个阶段 民办教育最终会变强
    
    戴自更：因为很久没有当一线记者了，今天能够跟俞老师对话很高兴。希望借这个机会能把俞老师精辟的想法和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跟各位网友分享一下。因为我跟俞老师是同辈人，80代初到北京求学，人生经历非常相似。从事的行业，我们各自的历程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心灵是相通的。您从82年到北京求学，这三十年，你怎么看中国的变化？有哪些跟你的理想还有差距？
    
    俞敏洪：我觉得这三十年的变化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和国际接轨，我个人的感觉是从我考大学考试，78年，尤其到80年的时候，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应该是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的融合阶段。到了90年代以后，中国从贸易到企业到教育，和世界接轨的阶段，到96年左右，算是一个阶段。这个时候，从91年左右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到96年左右，中国留学的风气，国家政策已经完全不干预，民间力量起主导地位。最后形成了一个概念，出去留学是好的。回来以后，为祖国能够做贡献的这么一个阶段。一直到了第三个阶段，中国基本上属于比较开放的阶段，在开放阶段，不管是高中生想要出去读大学，还是大学生想要出去读研究生，这么一个阶段。这里面有一个强烈的变化是什么呢？原来从80年代的时候，每出去十个中国的留学生，大概只能回来一个左右。到了2000年左右，大概每出去10个留学生，能够回来三到四个左右。这里面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最后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国外留学的学生。最后能够再回到中国，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我觉得留学的暗潮和中国整体的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开放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以我自己的领域看待这个事情。

    戴自更：俞老师从教育的领域，从留学生和教育培养的人才，跟我们国家同步发展的角度来谈的。你作为民办教育的领军人物，怎么看待这三十年的中国民办教育的变化？
    
    俞敏洪：在80年以前中国没有民办教育，基本上是公办教育一统天下。到了80年代以后，中国民办教育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民办的中小学教育，第二类是民办的大专和大学教育，第三类是培训教育。我个人主要的任务是在民办培训教育。因为我做的主要是外语培训，技能培训这些东西。但是我个人对民办教育领域的看好还是比较肯定的。因为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民办教育三大系统已经占据了中国教育的一部分。从未来三十年来看，我觉得中国的民办教育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从比较发达的国家来看，民办教育也就是私立教育的发展是对公立教育的一个强有力的补充，也是推动公立教育发展的强有力的力量。一个国家私立教育或者是民办教育占有一席之地，对于推动公立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2002年以后，中国出台了一个法律，叫做《民办教育促进法》，我觉得中国的民办教育还是从政府的支持到民间力量的使用上，步入了正轨。我个人感觉到，民办教育的发展对于中国未来教育的健康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戴自更：现在我们讲民办教育，就跟媒体一样，从开始的平面媒体有几十家。80年代后半段，一大批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来了，造就了中国整个新闻业的繁荣。久而久之，市场化和面向读者为核心的办报模式，和原来传统党报有冲突。要面临一个问题，报业到底是不是一个产业。民办教育也会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公办的大学校长要为经费发愁，也要为教育的质量发愁。对民办教育来讲，像你们这样可能还要考虑到市场和盈利，甚至要考虑到你的企业的经营。中国的民办教育占中国教育总量的不到10%。而发达国家要占到40%到60%。这种情况下，制约中国民办教育的有哪些因素？这些因素你预计在什么时候能够突破？
    
    俞敏洪：首先民办教育未来会成为中国教育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是肯定的。现在私立的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依然蓬勃发展。我个人的感觉就是，随着政府的力量和法律的力量对于民办教育的支持，未来的民办教育原则上应该是能够朝着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中国过去从1949年到1980年，差不多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对于公立教育的及其重要的强调，导致民办教育彻底的没有。到1980年以后，民办教育逐渐出现。到最后民办教育变成中国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中国教育的平衡和推进力量。我估计二十年以后，中国的民办大学教育，中国的培训教育，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大概会有一批强有力的民办教育的力量出现。这里面比较强势的教育力量是中国的培训教育。像新东方这样的外语培训，到职业技能培训，到国家教育力量无暇顾及的教育。

   新东方的成功得益于改革开放
    
    戴自更：我们希望新东方在未来民办教育领域中能占领一席之地，相信在俞老师的带领下，这个问题不会很大。我想问你从一个农家子弟，到现在成为一个国际之名的培训学校的教父，你觉得你的成功，哪些方面是起决定作用的？当时拿着糨糊贴广告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是得益于时代，得益于个人，还是得益于你的性格或者是你的才华，或者是你的一些合作伙伴？
    
    俞敏洪：我觉得在中国的形势下，第一个成功首先是形势的成功。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形势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因为中国一直是五千年的文明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大局决定一切。整个中国的大局，决定了民办教育领域如果没有任何发展余地的话，我今天肯定做不成。在这一点上，真的需要感谢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因为它给了我一个更大的生存的余地。这是形势或者是国家的大氛围的影响。这一点是每个企业家都应该承认的。包括你这样的传媒界的人物也应该承认。这个时代变得更加的宽容、更加的开放，变得更加善于从世界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在这一点上，新东方也是从中间收获很多。我觉得新京报也是。这是不能否认的。每一届的领导人都显得更加开放，更加能够容忍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经营模式和社会发展的取向。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能够做到今天的原因，跟中国市场的多元化有关系。每个人根据自己才能的不同，能够选择一种，大概跟自己的才能能够吻合的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你选择做传媒，我选择做培训，有的人选择做大学教授，有的人选择做房地产。在背后一个共同的原理，不管是你还是我，还是做房地产的，背后都有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自己能做的事情的肯定。我们这样的人还没有被吓跑，显示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比原来的状态更加宽容的局面。尽管我们常常会有很难受的时候，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活着，这就和原来不一样了。尤其像我们这一代，80年代进入大学的人，对过去的回忆有恐惧感。因为我们亲眼看到戴高帽子的人在街上游行，亲眼看到反革命被打死。在这样多元化的时代下，我们做得还算是可以，还能够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是中国政府的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已经有了第二个要素，我们能够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做教育，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第三个，国际融合非常重要。从最初的国际贸易上的，到现在带有一定意义上的文化的融合。比如说我做教育，比较关注的就是理念，教育方法和未来中国学生的出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和世界的潮流是一致的。比如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反对中国留学生出国留学，也没有反对中国高中生出去读本科。我觉得有一点点高瞻远瞩的因素在里面。在几十年前开始，宋氏三姐妹出国留学，宋庆龄支持孙中山，宋美龄跟蒋介石合作，这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允许中国留学生出去留学，并且允许中国留学生自由的归来。现在中国留学生中已经融合了中西方文化。日本人比较善于吸纳其他文化，唐朝的时候吸纳中国的文化，到后来他们开始吸纳西方的文化。现在有一些人说担心中国的文明被西方的文明所稀释，这是一个多余的担心，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作为一个基础，加上西方文化中一些先进的东西作为我们的理念。我们未来的发展能够创造比较好的文明的繁荣。
    
    所以，我从这三点上，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未来还是很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