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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使孔子著《论语》 杏坛之下等杀头
来源:北青网     2008-10-27 11:10:00
 
 ■《论语》根本不是什么“诸子散文”,迄今出土的竹简《论语》属于汉代,而且是奢侈品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盛大场面:身穿灰色儒服的孔门三千弟子手执竹简《论语》唱诵经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百年来中国人已经看惯了发源于西方中世纪教堂的所谓大学博士帽及黑色礼服,这一次突然看到2500年前的本土的学习场景,难免有如梦如幻般的新奇感。这里拟对竹简《论语》的历史真相做一番探考,从而说明开幕式表演在何种程度上“发明传统”。

  首先需要指出的一个常识性的误导:开幕式的电视解说词称《论语》是孔子的著作。这显然出于误解。此类误解在西方的散文概念输入中国以来已经流行了近一个世纪。今日的各种中国文学史总是将《论语》归类到“先秦散文”的“诸子散文”一类,以讹传讹,积重难返。“论”和“语”两个从言的字就已经表明其出自口语言说,根本与散文创作的观念毫无关系!明确主张“述而不作”的孔子,绝不会有雅兴和条件去写作什么“散文”,他其实也没有留下一页署名的“著作”。

  如果需要追究一下“著作权”的话,《论语》也不是孔子写的,而是他的弟子们记忆的老师讲课对话,由后世的再传弟子们才开始写为文本。也就是说,在孔子在世的时候还没有《论语》这部“书”。孔门当时的“七十子”或者“三千弟子”根本没有可能像今天小学生阅读教材那样,人手一册竹简版的《论语》。

  20世纪考古学对古代竹简帛书的发现已经相当可观,可是,迄今考古发掘的或者从文物市场购得的古竹书,还没有一部属于春秋时代的,大都是战国和秦汉时代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出土的春秋时期的汉字书写材料虽然稀少,但不是没有,只是以非世俗用途的诸侯官方盟誓为主。以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最多,被称为“侯马盟书”。其载体不是竹简,而是石片和玉板。内容以宗盟、咒诅、卜筮为主,其神权信仰的仪式背景直接承袭自甲骨卜辞和金文。

  而在世俗场合表达学术主张,辨析思想的出土文书,皆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以后的产物。至于竹简版《论语》,也确有发现,那是汉朝的书,1973年在河北定州汉墓出土,墓主为西汉中山怀王刘休。这一事实说明,到了孔子身后数百年的汉代,竹简《论语》已经确凿无疑地成为“读物”,但是还不能认为一般的学习者都能够拿到一部《论语》竹书去阅读。因为当时的竹简帛书还不像后来的纸质书籍那样普及流行,那是王公贵族之家方可企及的高等“奢侈品”。

  ■战国以前,中国并没有私人著书的观念,那时书写完全是王者之事,其内容也与世俗无关

  孔子时候是否有竹简《论语》呢?答案只能是否定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在于:《论语》为孔门弟子和再传弟子所编辑的对话录,不是个人著述。而且在战国以前,中国并没有私人著书的习惯,甚至连这样的观念也不能产生。看孔子同时代或者稍后的《墨子》就会明白,那时书写完全是王者之事。

  如《墨子·尚贤下》说:“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以遗后世子孙,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此处说的文字书写三类材料——竹帛、金石和槃盂,经过近年出土材料看,都是真实的。其书写权力归之于“古之圣王”,也是属实的。从甲骨文和金文的书写用途看,前者为殷王室的占卜记录,后者为殷周王室的册命赏赐典礼的记录,总之都有王者乃至诸侯“通神”或“神鉴”的仪式背景。这就完全可以印证墨子所言非虚。作为先王之书的《吕刑》又是怎样的一部书呢?作为《尚书》中的一篇,其中有“伯夷降典”之说,意思是讲大神伯夷从天上“降下”人间的圣书,如同希伯来人领袖摩西在西奈山上从上帝那里领受《十诫》律法一样,是得之于神圣世界的。

  又《墨子·明鬼下》:“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蠧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槃盂,镂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后世子孙能够敬莙以取羊(祥),故先王之书,圣人一尺之帛,一篇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这一段话不仅点明了文字书写是圣王之专利,而且明确了书写内容上的特色:圣王要书之竹帛的不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知识,而是有关鬼神天命一类信仰的宗教性知识。只要浏览一下青铜器铭文末尾的“子子孙孙用宝用”一类祝辞,对书写、神圣与王权的三位一体关联就很明白了。既然上古时代的一尺之帛和一篇之书都要和鬼神所代表的神圣世界发生联系,那么文字和书写本身被神话化和圣化,也就容易理解了。上古信仰的“河出图、洛出书”一类神话传奇,无非是要将神圣书本知识的来源追溯到超自然世界而已。

  可以想见,在春秋及其以前的时代,私家的汉字书写是对王者权力的僭越,是要获罪乃至杀头的。孔门的教学为什么强调“学而时习之”,为什么全是“子曰诗云”一类的口语形式,只有从文字书写和阅读尚未全面普及民间的背景中,方可得到文化还原的理解。

  那么,孔子时代是否根本就不存在平民百姓书写的可能性呢?也不是,《论语·卫灵公》中讲到孔子的一个学生子张把老师的教诲“书诸绅”,就是写在衣带上。从深远而厚重的口传文化立场看,子张的记忆力恐怕不大好吧。因为数以万年计的口头传统,根本看不起依赖书写技术才能保证记忆的新潮做法。今日甘青藏区的《格萨尔》讲唱艺人可以凭口述能力记住几十万行的大史诗。西方史诗的鼻祖荷马,身为盲人,肯定也不会读书识字!所谓“人生识字糊涂始”的古训,道理就在于此。孔子标榜“述而不作”的真意不在笔“述”,就在“口述”。这和他说的“殷礼,吾能言之”一样,也是强调口述之中的超强记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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