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看到三条教育新闻。三条新闻串起来给我的印象是，现在的学校“真有钱”。

　　一条关于小学。据《羊城晚报》1月4日报道，广东省纪委日前通报，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小学原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燕文，将学校的培训班收费、家长捐赠款等共计3575万元公款私存。

　　另一条关于中学。《广州日报》2009年12月29日报道，广东常平中学高中部的新校门宽约20余米，两侧门卫室的外墙都是大理石的，门卫室旁还有大理石做成的装饰墙。新校门耗资130多万元，饱受老师和学生的指责。该校校长称，修建校门由政府出钱，130万元也不是很多。

　　还有一条来自大学。同样是广州日报的消息，在广东举行的留交会“大学校长沙龙”上，海南大学校长抛出吸引“海归”的优惠条件：“引进一个人才给1000万元！”而长春理工大学校长也不甘落后：“想滑雪的还是到东北来！待遇是50万元到500万元不等。”

　　根据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拨款权、任命权掌握在上级教育管理部门，这确实导致学校整体的自主办学空间有限，但是，结合这三条新闻来观察校内运行制度，就不难发现，一校之内，校长的权力几乎不受任何控制——一所小学的校长可以把3575万元公款私存，若非有说一不二的权力，怎么可能发生？常平中学校长虽然把豪华校门的建设归为政府拨款，但校门的预算是由谁确定和上报的？如果校内不是校长说了算，为何师生的反对意见始终阻挡不了这一豪华工程？至于海南大学校长夸口1000万引进人才，听上去很离谱，但也很难说他一点也做不到，据笔者询问了解，有的高校校长手上仅机动经费就是好几千万。

　　校长们滥用手中之权，这导致了两大后果。一是学校乱花钱现象严重，可钱没用到建设教师队伍、提高教育质量、发展学术研究的“刀刃”上，却用来挥霍——要么搞腐败，要么搞形象工程；二是内部行政之风加剧，本来，如果校长们在校内处理好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的关系，建立公正的干部聘用制度，按教育与学术基本规律在校内配置资源，即便校外行政化压力大，但校内的教育体系与学术体系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土崩瓦解。而在造成这两大后果之后，学校校领导们往往把根本原因归结为教育管理制度，丝毫不说自己的原因；反过来，教育管理部门则又针对这些问题，认为把自主权全部交给学校，可能结果更糟——要是校长们有更多的权力，那还不成了“家长式办学”？教育改革就在这样的扯皮中陷入僵局。

　　学校的自主权很小，校长的权力很大，这一教育困境，该到了改革和突围的时候了。每所学校应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而校长只具有有限的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则归教师。不然，教育将会变异为替少数人谋利的工具，而难以让教育者产生归属感，更难以对受教育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