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和高考招生制度，不仅关系国家民族命运，也是牵动千家万户的大事。由于其种种弊端，备受社会诟病，改革呼声日盛。涉及这一话题的任何些微举动，都会触动全社会的每一个神经，引发媒体和社会舆论高度关注。

　　近日，北大将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更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质疑，有支持。褒扬者认为，这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举措，以此可改良高考制度备受诟病的遗憾。质疑的焦点则直指教育隐患和公平问题：在当前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的前提下，这是否会为权力寻租、教育不公打开了一扇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成都石室中学校长王明宪和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胡光伟，正好是持两种不同观点的代表人物。

　　正方 深化教育体制和高考制度改革的体现

　　作为这一改革举措的支持者，王明宪校长首先向记者指出，北大这一举措并非其独创。“校长推荐，在很多教育发达的国家都不是新闻；而国内也早有先例，只是因为过去的面很小，影响不大。”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并担任校长工作多年的王明宪，对于当前教育体制和高考招生制度存在的弊端，比一般人有着更深的感悟，更为理性的认识。对北大这一举措，他是“持坚决支持的态度。因为，这是深化教育体制和高考制度改革的体现。这些年来，高校自主超生的范围和权力在扩大，高考招生改革也呈现多样性和多元化倾向。北大这次的新举措，我觉得符合透明、公正、公平原则。”

　　他还认为，“首批仅选择３９所中学，足以说明北大的这一改革试水很谨慎。作为全国重点大学，为了保证每年的生源质量，北大这类重点高等院校与全国很多知名中学有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生源合作，对中学教育在应试教育状态下存在的弊端也有充分了解。比如，仅仅通过高考，显然不能够发现那些有个性有特长的学生，仅靠高考的一次笔试决定考生命运，这不正是我们所批评的应试教育的缺陷吗？”

　　对于权力寻租的隐患，王明宪恰恰与很多人看法相反：“‘校长实名推荐制’的试水，我认为正是北大试图通过改革招生制度的小举措，从而推动社会诚信机制建立健全愿望的体现。虽然这次四川没有获得试点的中学，但我完全相信和理解那些有此资格的学校和校长们一定能够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机制和程序，杜绝社会对此质疑的现象发生。这不仅仅是推荐几个学生的问题，而关乎学校和校长的声誉。曾经已经实行多年的保送制，让那些数理化等学科的优秀拔尖学生免试上大学，不是也没有出现很多令社会公众所担心的问题吗？”“既然实名推荐的正面意义大于可能的负面影响，我认为就应该坚持、推行下去。”王校长如是说。

　　反方 不能将希望简单寄托在个人信誉和道德自律上

　　更多从社会学角度观察问题的胡光伟教授认为，“从教育体制和高校招生制度看，我认为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但是，对北大‘校长实名推荐制’，我有些存疑。北大试行这一举措，我想其出发点本来是善意的，可能是为了对一些中学教育和高考招生存在的弊端进行修正。但是有几个原则问题，必须注意。”

　　他认为，类似北大这样的改革举措，基础和前提应该是社会诚信体系基本建立和完善。众所周知，我国当前的社会诚信体系尚未建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完全个人化和以个人价值判断为标准的这种推荐，是否能实现公正公平？“校长实名推荐制”，体现出对中学校长个人信誉的依赖，强调校长在这项工作中的道德自我约束，以此作为实施的保证。问题恰恰在于，我们不能将希望简单寄托在个人信誉和道德自律上。

　　胡光伟指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也会依最有利于自己的理性行为，能够完全依靠道德力量来约束自身的“道德人”实属罕见。事实也证明，依靠法治的他律比依赖于道德的自律在遏制腐败上更为有效，也更应被倡导。

　　再有，校长实名推荐上北大这样的全国重点高校，这会加剧当前已经非常严重的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和不合理倾斜的社会不公现象，将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和影响。推荐学生是否合格是否成功，关乎校长和学校的脸面、荣誉。因此，不难想象，在有推荐权的学校，全校的教育资源肯定会向将会被推荐的学生倾斜；在有推荐权学校的城市，整个社会的生源和教育资源，也会向有推荐权的学校发生大的倾斜。这在原来的重点非重点学校分野中，人为地增加了一个层次。“这样的倾斜，是对绝大多数无缘被校长推荐上北大的学生极大的不公。”

　　胡光伟担心，这样的改革思路，将会人为地造成地区与地区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同学校的学生之间的巨大差别，使得原本就已备受诟病的教育不公问题更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