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大学之道系列访谈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 ——访天津大学校长龚克

编者按：“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大学之道系列访谈”栏目今天和读者见面了。这是继“恢复高考30年大型公众调查”、“恢复高考30年纪念特刊”之后，本报推出的又一项大型纪念活动。

我们注意到，1977年、1978年入学的大学生，如今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走上了大学书记、校长的岗位。他们曾是恢复高考的直接受益者，现又是高教改革的一线实践者。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请他们谈谈对高考的看法，谈谈心目中的理想大学，谈谈正在尝试的各种改革试验。相信这是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一个良好沟通，也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探讨提供了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视角。

龚克，1977级考生，目前担任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学府——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校长。

恢复高考这一年，22岁的龚克在位于北京大山子的798厂当工人已经7年多了。刚进厂，师傅送给他一本《车工基础》，以后他自己又买了一本《金属切削手册》，可书中很多基础知识，如几何、三角函数等，根本就看不懂。经历了“文革”停课闹革命，初中毕业的他实际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当时，政治活动多，龚克花不少时间读马列原著，没有一点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怎么读得懂啊？学习对他来说，成为一种需要。

按当时的政策，工龄满3年就有资格被推荐上大学。从1973年到1976年，这位多次被评为“五好”工人、先进工作者的青年，一次次报名，希望组织推荐他上学，但好运从没光临到这个非工农子弟头上。

“推荐”上大学，不是靠公平竞争，而是“组织上”的某种安排。对此，龚克很不服气。

1977年恢复高考，龚克凭自己努力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电磁场理论与微波技术专业，1982年毕业后考取研究生由国家选派留学，1986年12月获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通讯与电波传播专业博士学位，次年回国，在清华大学电子系从事博士后研究，1999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2004年兼任信息学院院长和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主任。2006年7月14日,龚克任天津大学校长。

要在坚持核心理念的基础上，改革高考的内容和形式

记者：恢复高考实际恢复的是一种选拔人才、激励人才的制度。这30年来，高考也在不断调整，你认为这种制度还在发挥着当年那种作用吗？

龚克：是的。恢复高考就是恢复“有教无类”、公平开放的教育理念，给所有人一个公平的接受高等教育的竞争机会，不论出身、主要靠自己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学习的能力来竞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个理念，我认为任何时候都要坚持。

恢复高考，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豁开了一个大口子。冰山一角开始融化以后，势不可挡。假如没有恢复高考，以阶级斗争为纲那种意义的“教育革命”一直持续下来，早就国将不国了。

回想“文革”以后，中国教育的3件大事，都是邓小平亲自定的：一是恢复高考，二是建立学位制度开展研究生教育，三是大规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如果没有当年这些重大举措，无法想象我们的教育体系能够支撑中国改革开放、能够支撑我们的科学技术现代化、能够支撑我们今天提出来的自主创新、重点跨越、继承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我认为，恢复高考的意义远远超过“恢复”，而是开辟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全新时代。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对高考的抨击比较多，你是什么看法？

龚克：关于高考，大家讲了很多很多的话，列举了各种罪状。我也特别痛恨应试教育这一套东西，因为它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人的个性发展。但是，这到底是不是高考之过？我认为是需要冷静思考的。

“应试教育”就是把考试这个手段当成目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高中阶段搞文理分科。从高二开始分文理科，高三专门备战高考。全世界都有高考，可哪国的中学是这种搞法？这能算高考之过吗？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事实上长期容忍甚至鼓励这种应试作法，结果是应试教育从高中向义务教育蔓延，好像教育不是为了培养素质而只是为了升学，初中为升高中做准备，小学为升初中做准备。应试教育造成的应试学习现在已经延伸到大学阶段。造成这样的状况，难道都要高考来负责吗？

记者：国外许多国家，学科成绩仅是高校录取参考的一部分，学校还要看你的特长、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以及推荐人的评价。可是中国是一榜定终身呀，有什么更好的指挥棒吗？

龚克：远的不说，香港的做法就值得借鉴。香港中学生一般要会考10个科目，成绩分为A、B等6个等级。大学招生根据专业不同，只需要6个科目的成绩。譬如医科，需要生物、化学方面的成绩；如果是机械类的，也许不一定要求生物、化学的成绩，但一定要有物理、数学的成绩。这样做的好处是，首先确保学生受到比较全面的基础教育，然后根据自己的兴趣、学科长项去报考大学和相应专业，而且在学业成绩的平台上为考虑其他方面的素质、经历留出余地。

质量工程的关键不在于达到量化指标，重要的是理清新时期的人才质量观

记者：恢复高考以后，你上了大学，然后出国留学，又在清华待了这么多年，你带了一个怎样的理念来天津大学做校长呢？怎么理解一个工科院校要“培养会拉小提琴的爱因斯坦”的做法？

龚克：天大以工程教育见长，但重视搞艺术教育。这反映了一种教育理念，不是单纯地就技术讲技术，而是科技素质和文化素质结合。优秀的科学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必然需要全面的高素质，尤其是思想品德和文化素质。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的讲演中说，对于居里夫人“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存在，是因为人才培养需要独立的部门来做。如果只做科研的话，办专业科研院所就行了；如果只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话，不如干脆办企业；如果说做金融理财，它干不过证券公司。现在通常说大学具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但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

现在实施的质量评估，有一些定量的要求，我觉得那不是根本性的东西。是不是生均多大面积、生均多少图书这样一些定量指标就能保证质量？照这样评价，当年西南联大应该勒令关门，根本不能办，那是多么艰苦卓绝的环境啊！

我想，是不是首先应该考虑质量观的问题，或者说是如何与时俱进地发展我们的质量观的问题。我们现行的教育体系、现有的人才培养观念能不能适应21世纪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过去教育比较强调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那是适应工业分工发展时代的人才质量观。现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我们的教育质量观也应有所转变。前年世界工程师大会提出的口号是“Engineers shaping the su stain ab le fu tu re （工程师塑造可持续的未来）”。可以说，现在出现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种种问题，既是时代条件的限制，也是与工程师和工程教育有关的。工程师创造了各种产品，创造了飞机、火车、互联网，创造了新的消费方式等等……现在工程师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要看你有没有可持续发展观，有没有人文关怀，这可都太要紧了！

所以，我们认为工程师的全面素质培养更为重要！天津大学多年追求的办学特色，就是全面素质教育。尽管还是有机械、土木、化工、精仪等这些专业或学科，但是我们把学生的全面素质包括思想的、科技的、文化的、心理的、身体的素质的养成都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的。

大学是有志青年聚集的地方，老师要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记者：听说你在天大拥有很多“粉丝”。有位女生所在的志愿者社团要去农村希望小学服务，请龚校长题词。当她捧着你题的“希望”两个字走出办公大楼后，站在大门口就哭了。

龚克：这个我不知道。但那天我写了“希望”两字后，我就发现，不行啊，我得练练字了！其实，学生们来找校长，不必那么忐忑。当然，校长不可能满足学生的所有要求，甚至不能安排见面，这都在所难免。校长、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亲近自然的。大学不是衙门，是师生融合在一起、大家有共同精神追求的和睦大家庭。学校是为学生存在的，校长、教师都是为学生的发展服务的。但是，老师和学生的处境不同、经历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有时差异很大。所以要加强了解。你不了解学生，怎么为学生服务啊！学生的要求有时不合理，你可以说他不对，但不能因此拒绝了解他们。

在清华的时候，有各种名目的奖励。我特别重视的一个称号，是由研究生们投票评选的“良师益友”，我很在乎这个，虽然一分钱也不给，但我觉得一个教师应该追求这个。

前些天，我在学校内部网上看到学生有个帖子《天大有个好校长》，看完压力很大。常常有人在网上表扬我一下，更多的人跟帖说，还要听其言，观其行。来了这么久，也没见他做什么，食堂还是那么贵，校内的车还是那么乱，等等。说明我的工作离大家的期望还差得远。

作为校长，要做得事情很多。我想要始终抓住育人这个根本，人才成长离不开好的老师、离不开先进的教学体系、离不开高水平的科研实践、离不开一系列的软硬件条件，但这都是成才的“外因”。优秀的学校必须激发学生成才的“内因”，这就是志气。现在谈到大学时兴讲“大师”、“大楼”、“大树”、“大气”……，我认为还应该提一个“大”，那就是“大志”。好大学是一帮有志青年聚集的地方，像当年抗大那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民族的兴亡，救国的责任，全由我们自己来担承。”优秀的学校要吸引有志人才，让有志者更有智，而且能够让人的志向更高远，功夫更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