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朱清时延续了这种饥渴，他感谢多年工人、采购员的经历，但也因此更自私地对待时间。

　　中年朱清时担纲名气赫赫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但忙碌的日子还是没有变化，对于中国科学大学的发展，对于他所从事的选键化学研究，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三次采访朱清时，都有新的收获，听他谈论孔孟老庄、泰勒斯和柏拉图，听他的近乎传奇的经历、人生感悟，不啻是一种享受。只是，无论他选谁来论，都是为了自己“说事”。

　　和取得的成就相比，我对他少年时的兴趣转移更感兴趣——11岁，他着了魔一般迷上文学诗词，理想也在诗人的豪情和文字的细腻中游走，无钱买书，就到旧书店去看，一站几个小时；12岁喜欢上化学，因为试管中的物质变来变去太神奇；13岁，因落地的苹果而发现万有引力的物理学家牛顿成了他的偶像；14岁，少年的兴趣又转向数学，因为“顺着一个很浅的道理往下摸，居然能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16岁时，朱清时给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写了一封信“探讨”几个数学问题，不久，华罗庚的助手代为回复，鼓励他的热情。若干年后，已是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仍记得自己少年时的那封信，再遇到少年或者青年的来函，他也会挑出一些亲自回复。

　　朱清时很会“说话”，他的确具备短时间内抓住听者的能力。一次，他为学生做题为《年轻人怎样做才能取得成功》的讲座，主动提到一些学生发在BBS上的疑问——朱校长作为学者是成功的，但作为校长离成功仍有一段距离。他的回答是：“感谢这些同学对我在学术方面的高度评价，我认为自己在学术方面离同学们所说的‘成功’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十年浩劫，错过了十年学习和科研的黄金时期，所以学术上取得的成功只能算‘小’成功。但从另一方面讲，像我这样的人，经历小学、中学、文化大革命，而后到青海当工人，做采购员，直至后来进入研究所作实习研究员(掌声)，一步步走到今天，对‘如何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这一问题，比那些一帆风顺的人理解得可能更深刻，亲身体验更丰富些。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开始，我有幸到美国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帝戎大学和格林罗布尔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工作过(掌声)，认识的学者不少，所以对‘人如何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比一般人又多了一份了解……”

　　他的才情就是这样流露的。

　　此前，英国《自然》杂志毫不吝啬地把“招风的大树”的评价加在中国科技大学身上，“在中国，最令人鼓舞的学校要数中国科技大学了，它的蓬勃朝气与成就给人印象深刻。”

　　对于更多中国人而言，二十几年前开设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几乎替代了科大的全部形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孩子成了当时中国家长教育孩子的榜样，甚至形成了孩子成才的一个理想模式：上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像陈景润那样解决哥德巴赫猜想。我印象中，第一届学生中有一位叫张亚勤，他是当年中国最小的大学生，不过，他后来并没有去解决哥德巴赫这样的难题，而是去了美国，并且在1997年当选为历史上最年轻的美国“IEEE院士”。

　　李清川：在中国大学的序列中，中科大算不上历史悠久的学校，而一所大学的风格与它形成的文化积淀直接相关，中科大的捷径是什么？

　　朱清时：进入21世纪，没有必要“想吃猪肉一定要从养猪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哈佛、普林斯顿、剑桥这样经过几百年一点一滴逐渐积累起独特文化的老牌大学，这的确是缔造人文精神的一种模式，也有依靠创新机制，没有悠久历史、却有灿烂文化的新式大学。中科大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我们1958年建校，在两三年内就跃居全国知名大学，40多年的历史不算长，但大学都知道，中科大是一所有良好校风和人文精神的学校。香港科技大学、韩国浦项大学和韩国高等研究院也是在几年时间里就拔尖的高校，有时候，机制比时间更重要，有了好的机制，就能吸引到好的人才。所谓人文精神，也是每一个人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沉淀中带来的。历史上北大的蔡元培，清华的梅贻琦、潘光旦，南开的张伯苓、交大的唐文治、浙大的竺可桢以及复旦的马相伯，都是现代大学人格的象征。在今天，个人的文化背景越是多元，越有助于形成代表先进方向的人文精神。

　　李清川：您心目中的一流大学是什么样的？

　　朱清时：在1998年我做中科大校长以前，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工作过，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情况比较熟悉。到科大当校长以后，我感到科教兴国，创办一流，关键在于教育改革。

　　我认为，一流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就像踢足球，临门那一脚的关键就在于运动员能不能凭一种直觉洞察力，抓住机遇，抬脚劲射。这种洞察力是靠训练、靠悟性提升出来的。这些年来，中国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加大了，人才也出了不少，但50多年来，中国就是没人得诺贝尔奖，原因就在于我们培养出来的人缺少洞察力，抓不住那瞬间的异象――它可能导致一次伟大的发现。这是一个原创能力的重要要素，要靠学校拿出一整套健全的创新体系来支撑。

　　李清川：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科技大学的目标是什么？

　　朱清时：这几年，我们制订了自己的远景目标以及相应的实施办法。中国科技大学的目标，概括起来是十六个字——规模适度，质量优异，结构合理，特色鲜明。我们要把我们的学校建成一个精品学校，追求质量，追求学校的学科结构合理，使得交叉学科容易发展，学生的知识面比较全面。

　　我们不求事事第一，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追求办学的鲜明特色：特色的学科能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普遍的教学科研的水平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另外还有规模适度，本科生保持在8000以下，研究生逐步扩大，在校研究生可达到6000人，这样就是14000，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