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福特基金不赞助了。我另外做了一个项目，他们也叫邹至庄项目，就是我提议跟教育部合作，选拔比较优秀的研究生到外面去留学。现在他们基本上都回来了，都很有成就。我觉得中国人非常聪明，有才能也肯努力。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写过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大致意思是说，一个好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并不见得就能提出好的政策建议。在这方面，有很多失败的案例，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些情况吗？

　　邹至庄：很多人会经济学理论，而且在第一流的经济刊物出版过重要论文。但是，他看见一个经济现象、问题，不一定知道用哪一套办法来解决。我讲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1997年到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了代表来考察、建议。他们的经济学家都是非常有地位的。但他们看并没有看准。他们向好几个国家提议要缩紧，认为政府支出方面要小心。其实恰恰相反，那时候需要的还是多放一些资金。我记得有些国家因为他们的意见被搞垮了。

　　另一个例子，有一位在美国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在美国政府也担任副部长级职务了，参与给非洲经济发展提供建议。他说一定要提倡教育。在经济学里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他就是用这套理论，说要增加人力资源投入。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对的，但这个方法不完全适用于当地。有一天他来跟我谈，我说我同意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但非洲怎么能发展这个呢？因为他们那里连中学、小学教师都没有。学校基本上没有，而且很多小学找不到教师。提这个建议是没有效率的。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也发现，即便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建议，其推进的时机也非常重要，错过了时机再去推动一项改革，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推得太早，条件还不成熟，可能就会失败。在这方面，你有什么个人体会？

　　邹至庄：时机也非常重要。另外，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应该先考虑是否能实现，不要空想。

　　4医疗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

　　《第一财经日报》：你最近对医疗、对环境非常感兴趣。卫生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实际上是经济学两个非常重要的分支。这两个经济学理论怎么转化成一些好的政策建议，你最近有什么好的心得和体会？

　　邹至庄：经济学理论很多地方可以运用，好比在医疗领域。今天我去了一个中医医院。大家说看病难、看病贵，是吧？我教中国经济的一门课，很多资料，我教了很多年没有发现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中国进步那么快，人民消费品跟服务每一年都增加了，就是医疗方面，人均医疗的（投入）没有增加，即每一万人医治的人数是多少、医院床位人数没有增加等。这个供应完全是固定的。

　　《第一财经日报》：供应没有增加是因为人也在不断增加？

　　邹至庄：对。供应为什么没有增加呢？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因为医疗供应是由政府包办的，尤其是国家包办。后来，中央把这个责任交给了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也是有限的，就根据有限的资源规划什么需要发展、提出些新的思路进行投资。医院维持最基本的状态，没有再增加。

　　其实，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中央要鼓励多开办民办医院。现在做民办医院不容易。中国改革，很多事情很难，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西部大开发，用很多钱、很多人力，这是一个大项目。

　　（关于医疗改革）有些人说一定要政府去处理。我不反对，但是，需要有竞争，要开放。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在环境领域呢？怎么样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

　　邹至庄：我简单说一下对环境领域的提议。对水和空气的污染，有一部分是工业造成的，利用能源就是这样。怎么控制呢？一个办法就是不允许（生产）。另一个办法是允许，但要交费。其实，完全没有污染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现象。利用能源，一定会有一些污染。要是完全没有，不吃饭就算了。所以，两方面需要寻找一个平衡。就是说污染控制在一定程度，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什么是最标准的呢？就是该对污染负责的人，要付代价，要他付费用。该付多少呢？国家环保现在变成部了，是吧？由他们对水跟空气的污染给出一种许可证，有污染（企业）一定要买这个证。有两个问题要先解决，一是每个证要付多少钱，二是在一个区域内发多少证。发证的数量由市场决定。

　　《第一财经日报》：有一个排污证可以交易。

　　邹至庄：开始的时候需要买，就由交易决定价格是多少。要发多少证呢？我觉得这个可以尊重居民的意见。

　　5控制论和宏观政策

　　《第一财经日报》：在计量经济学中，邹氏检验（Chow Test）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工具。你是在什么时候，怎么研究出来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工具？

　　邹至庄：我在芝加哥大学写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美国汽车的需求。我有需求函数，就是说需求函数怎么决定需求的数量。有两个最主要的变数，一个是价格，汽车价格越低，需求越多。另外一个是收入，人们收入越高，（需求也越多）。我1955年毕业，我用一年一年的数据（做这个函数），从1921年到1953年、1954年。美国1921年的汽车跟1953年的汽车根本完全不同。为什么还可以用一个函数？有人就怀疑。

　　后来我想看看，我从前的方程，那个函数是不是还一样，没有变，这是一个问题。所谓Chow test就是用计量的办法来检验两个不同时期的经济什么关系，从前的关系和现在关系是不是还是一样，Chow test的动机是这样开始的。后来我就用这个计量方面的理论去研究，并且写了一篇文章，我大概是1958年写好的，1960年在一个最主要的刊物上发表。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控制论，能够决定一些社会改革的措施，可能还决定一些政策的结果？但我们也知道卢卡斯批判，它是理性预期的一个重要部分。按照卢卡斯批判的一个理论，自由控制论可能无法导出一个对社会实践有用的政策建议。你又不同意他的观点，能跟我们谈一谈吗？

　　邹至庄：对。因为我开始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时候，在1962年就去了IBM作研究。那时候我还继续计量方面的方法，后来我就开始研究美国经济，宏观经济的模型。我做了美国的模型，后来怎么利用呢？我开始研究政策。第一步，对不同的政策，利用这个模型来推测不同的效果。第二步，决定一个函数，什么效果是好的。效果各有不同，需要一个指标，要看你用什么政策。有一个时期在美国宏观经济研究方面，这个方法相当热，很多人跟我研究。上世纪70年代，我已经去了普林斯顿，就是利用控制论方法来决定宏观政策。卢卡斯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这个方法不对。他认为政策改变以后，其他的方程就会变。

　　这个理论需要人完全是理智的、理性的。其实政策不会整体改变。例如，联邦银行决定利率，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最近通货膨胀情况怎么样。这个理论已经包含这种关系在里面。我们提议的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的政策，我们是要提议怎么调整。

　　6中国的可持续增长

　　《第一财经日报》：讲改革开放30年，大家讲改革比较多，实际上开放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你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我们分享？

　　邹至庄：开放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引进外资，另一方面是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包括技术管理等各方面。而且，外国人投资会给中国企业，一个竞争环境、一个契机。另外贸易方面，开放以后，可以进口很多需要的东西，也可以出口，中国现在很多发展是靠出口。所以这个当然很有利。同时，开放以后，中国留学生到外面去学习，这个也很重要。因此，这几点，即投资、贸易以及人的自由交流，非常重要。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大家的判断还是很不一样，有人认为可以增长30年，有人认为可能只有10到15年了。在未来增长的可持续性方面，你是怎么看的？

　　邹至庄：刚才你提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继续改革，一个是继续增长，这两个问题是分开的。先讲改革方面。改革制度方面，一定会很慢，因为已经改得相当多了。还会继续改，但制度方面不会改得太快。但是增长可以快，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刚才你问我增长率，我觉得增长率有三个主要因素：第一是市场经济，中国已经有市场经济，虽然不完备、有缺点，但是大致来说是市场经济，中国还是发展得很好。市场经济会继续，所以第一个因素还存在。第二个因素，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人是行的，中国企业家也很行，中国工人也很行，农民也很行。所以，人力资源是第二个主要因素。第三个增长的因素，就是发展的程度跟先进国家有一定距离。美国前两个因素也都有，但是为什么它的经济增长那么慢呢？它已经到头了。但是我们就有便利条件，国外好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来。如果这三个条件继续存在，经济增长一定会继续。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进步的。所以，我们最少在15年内，增长可以保持在8％左右。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15年之后呢，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邹至庄：慢一点，可能会是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