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他被戏称“获奖专业户”，却不无道理。在报告文学界，何建明无疑是一位领军人物，获得三届中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两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读物奖……从1978年的《湘西探险记》到90年代引起广泛影响的《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再到新世纪《根本利益》、《国家行动》等等，“业余作家”何建明在报告文学这条漫长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了30年。他的作品，无一不关系国家大事，无一不关系民生利益。

　　他的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完全可以概括为“国家叙述”。30年里，何建明写了40部书。其中8部作品改成电影电视、5部作品被翻译到了英美日和澳大利亚，其中两部被编为日本大学教材。他不知道自己走过多少地方，采访过多少人；30年里，何建明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中国的航天、三峡工程等十几个国家重点工程作过记录，在他笔下推出的全国典型有6个，还有两个成了感动中国人物。为重庆、东莞、三亚、大庆、中山、义乌、苏州、昆山等10多个城市写过发展史，他为华西村的吴仁宝、优秀纪委书记梁雨润、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几十个人物写过作品，最近中央确定推出的改革开放30年的18个先进地区，何建明写过其中的6个。

　　他怀着满腔的热情投入国家叙述，高度的责任感和政治热情，也使他承担了更多的职务。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八次主席团会议上，何建明被推荐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他是全国作家中唯一的全国劳动模范，同时还担任了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和作家出版社社长。

　他是一个超负荷的跋涉者，征程中多少沉重与辛酸，多少收获与欢乐，别人永远无法体会。

　　国家叙述必须要注意百姓心声

　　30年来，祖国发生的一切大事，何建明经历并记录着，不变的，是他30年如一日持之以恒的文学奔跑状态。研究20世纪末到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无法绕过何建明现象。何建明的作品多、影响大，从1998年开始，翻开每一年的《报告文学年选》，第一篇署名肯定是何建明。

　　为什么他能有这样饱满的激情？为什么写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敏感性以及对重大题材的把握来自哪里？

　　“我太热爱和适合报告文学了，我是带着对国家的强烈感情去写作，报告文学使我丢失了生命中许多宝贵的东西，又使我拾回了更多的精神财富和心灵的满足——这种财富和满足就是作品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得到了回应。”

　　早在1995年，在写作《共和国告急》时，何建明就以这样的标题警示国人注意一个正在向我们袭来的可怕现象：被金钱和利益熏黑了的心像一颗毒瘤，正在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身上迅速滋生，它驱使着人们不顾一切后果地对矿山乱采乱挖。“难道中国人的生命、普通百姓的生命就如此低贱？致富之路就必须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吗？”何建明的心情很沉重。为了解矿难事故和如瘟疫般地发生在各地的乱采乱挖现象，他在湖南湘西山区和陕西等地，几次被土匪式的黑势力们用自制的土枪、铁锹顶着后腰走进他们的老巢探访。何建明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但在当时，他压根就没顾虑这些。

　　好作品的诞生，需要内心充满一种对民族和自己人民的感情与热爱，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1997年9月，当一位领导同志向何建明介绍中国高校的贫困生情况，并期望他能写一部反映这方面问题的作品时，何建明感觉自己的肩上一下沉了起来，倒并不是惧怕题材本身，而是觉得他无法抽出那么多时间，去完成一件工程浩大的“调查”。接下之后的第一次采访，他就直感到自己无法放弃这一特殊使命了，“因为它超出了我原本所能想象到的调查意义：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正直作家不干这样的事，还干什么呢?”一年时间，何建明走访几十个单位、300多人，倾听了一批又一批贫困生们的诉说，有一天甚至连续进行了21个小时的采访。“只要你深入高校，深入中国教育改革的前列，你就会马上发现，任何走马观花的轻率态度都无法对得起自己，更不用说对得起成千上万名正在与命运抗争的贫困大学生们。”何建明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重视高等人才培养，也就是重视了中国未来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即是关注贫困大学生的生存。

　　《落泪是金》最终获得了空前的承认，直到今天仍然被团中央、教育部门当作每年开展救助贫困大学生的首推书。一本《落泪是金》至少获得了社会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额超过三千万元，而它产生和营造起的全国性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及后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作出的执政为民的方略，更是非量与数能统计得出的。

　　自己所触及的，都是国家大事。何建明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一件件大事摆在自己面前时，起点和使命都变得不一样了。2000年，何建明又完成了《中国高考报告》，详尽记录了这个高考大国的高考实景，《美国之音》、《纽约时报》都来采访，被介绍到十几个国家，先后被日本等国家选入大学教材。何建明成了大学里的风云人物，连续做了100多场报告，大学生们追着他再接着写校园里的故事，何建明有意再写一部《大学有病》，但后来因故改写成了《问题小孩》，出版时改为《恐惧无爱》，完成了自己的中国教育“三部曲”。中国的教育涉及国家的大层面乃至影响到世界。他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写一部优秀的作品是如此重要！它承担了文学责任和国家的使命，自己必须好好采访，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国家总是需要关注，需要表达。

　　忧患意识来自独立思考

　　报告文学作者是时代的记录者。“有的人说我是主旋律创作，歌功颂德。”写了30多年，何建明对各种误解或误读早已坦然处之。他认为，报告文学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批判一种是歌颂。前者是一股气，像拿着机关枪到处扫，这也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在“国家叙述”的宏大叙述中，凝结的是何建明对一个时代、一段重要历史的负责任的记述，其间有他对这个时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事实调查与独立思考，而这一独立思考也代表了一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及人民的那种真挚感情和使命式的思考。“在这种思考和叙述中我无法回避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伟大的时代和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的人民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它们都是值得我们以饱满的热情去讴歌的。”何建明说，不能以为歌颂就不是我们文学的责任，相反，这是当代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任务。文学承担着对社会的批评责任，这种批评首先应当是建立在对民族和国家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的态度，没有了这种态度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建设性批评。

　　报告文学是承载着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一种特殊文体。何建明曾说：“我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感召力有时并不比政策条文小，我希望自己的文字除了有普通读者喜欢看，领导干部们也能从中受到启发，从而对他们的决策有建设性。”所以，他要求自己写报告文学时首先得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学家，最后才是文学家。

　　国家叙述更要体现文学性

　　反映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报告文学是最能直接反映和揭示现实生活的文体。作为从事报告文学30年的“先锋人物”，何建明有资格这么说。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20多年中，报告文学更多的是关注社会发展和人的命运，它以最敏锐的视觉和最高涨的热情以及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不停地记录和颂扬着我们的改革开放成果，同时也以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以及现实忧患意识，承担着批判和揭露那些在变革中呈现的某种丑恶现象与不正之风。

　　从 《国家行动》、《国家利益》、《北京保卫战》，何建明开始有意识地进入国家叙述的状态，想把国家大事件记录下来，必须提供给读者有益有效的信息。从《国家行动》改成电视剧开始，他的作品进入国家叙述更注意艺术性。

　　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被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苏童的《妻妾成群》被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很多作家的作品因为改编成影视剧而被更多的读者或观众熟知，影视对作品的推动毋庸置疑，为什么报告文学作品就很少被导演青睐？

　　原因就是缺乏文学性。进入国家叙述，完成叙述的使命，必须把文本文体最大化，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效益和读者面。

　　一直以来，报告文学作品“墙内开花墙内香”，圈里传播得很广，缺乏大众读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一条是，一些报告文学作品不注意文学性，仅仅是材料的堆砌，重视了事件的新闻性、题材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作品的文学性。今天报告文学影响力不够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传播性。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可以拿来当小说读的。他说，从创作角度看，“国家叙述”由于其对象的重大和重要，如何把握好主题的分寸感以及所容纳的信息量、基本事实的准确性、文学性和时代意义，都将是对作者创作功力的一种考验，它需要作者站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并建立这样的视觉远瞩和俯瞰意识。同时必须娴熟地把握事实与艺术之间的处理手法。当然，这其中的创作情感和创作立场的构筑至关重要。只有把国家的最高利益和人民利益联系起来，为党写为百姓写，站在百姓立场上写，作品才有生命力。“党的利益代表大多数百姓利益。我认为两者的利益是统一的，局部有差异，终点是统一的。国家叙述必须要注意百姓心声。”何建明就是在两者的统一基础之上，完成了国家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