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岁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孙毅至今记得20多年前使用过的计算机：那是当时全校最先进的计算设备，内存32K，外接设备一大堆，占满整个房间，效率连现在的万分之一都不到。即便这样，因为要使用的老师很多，还要排队。而眼下，学校有了各种高端、尖端设备，有些针对特定环境的科研设备，已经超过欧美院校。

　　孙毅说：“改革开放以来的这30年，是中国高等学校教育和科研事业发展壮大的30年。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亲身经历也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中的巨大变化。”

　　孙毅的讲述是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1977年开始的：

　　我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也是“土生土长”的哈工大人。1977年，正在读高一的我参加了高考并且幸运地考上了哈工大力学师资班，那一年我16岁。

　　记得那时粮食是实行定量供应的，我们每个月1公斤大米，2.5公斤白面，剩下都是粗粮。大学里不发肉票，大家下课第一件事就是往食堂跑，跑得快的偶尔能吃到红焖肉，5毛钱一份，排在后面一点的能吃到豆腐。如果豆腐也没吃到，就只好吃白菜，是白水加点盐的那种。

　　上学几年在食堂吃饭从来都是站着，人多，没有凳子。一些南方学生、下过乡的学生，就蹲在食堂门口的树阴里，捧着碗边吃边聊。虽然条件苦些，可大家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许多同学都是早上四五点钟起床，晚上12点以后入睡。

　　1984年，我留校任教并攻读在职博士，学校把国家公派高校教师出国进修的名额给了我，我被派往法国，并在法国电力公司研究院完成了博士后研究。1991年末，我回到哈工大航天学院航天工程与力学系任教，正式开始了一名高校教师的职业生涯。

　　当时教师住房非常紧张，学生宿舍楼里一半住着学生，另一半住着结了婚成了家的教师。我的很多老师都住在那样的“筒子楼”里，厨房、卫生间是公用的，也有一间房间隔开住两家人的情况。就是那样的条件，也是稀缺资源，像我这样的青年教师，根本排不上。有特别需要的外地教师，要打报告借房子，能借到是很不容易的。

　　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寂寞、清苦都好克服，可我们不能在教学和科研上落后于别的国家。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高校科研工作刚起步，加上十年动乱的影响，物质和客观条件都比较差。当时我们学校的力学实验室保护和维修得都很好，是学校的标兵，但设备几十年没有更新，缺乏许多必要的实验手段和方法。

　　非常幸运的是，我的导师王铎和杜善义等人顶着压力，率先开展了一些科研工作，使我们具备了迅速起步的基础和科研方向。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采取派出留学人员、聘请外国专家、学者等很多办法，有效提高了国内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到1989年我博士毕业时，我们国家已经开始在一些研究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我所从事的细观力学、损伤和断裂力学研究领域也是如此。

　　随着国家对科技和教育事业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情况越来越好。现在，国内大专院校的实验设备，在很多方面和国外一流大学相差无几。学校能够提供与国外一流大学相同的环境和条件让我们去搞科研。

　　物质生活的变化也是翻天覆地。刚上班时，我每月62元的工资在当时已经不低了，目前的工资是那时的100倍。现在，我和家人住在学校的“园丁小区”，115平方米的三室两厅，楼下就是花园，旁边还有体育场，很方便锻炼身体。

　　我想，对我们这些经历过特殊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最能为我们带来精神满足的还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为国家做贡献，而且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承认。

　　今后，我会继续从事微纳米力学分析方面的研究，这一领域是国际前沿和热点，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对航天、航空等工程领域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