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写作过程也是修正认识的过程,目的是使认识更加全面。当然,全面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我们的努力就是在不断地克服偏差、突破局限过程中,向接近正确和全面的方向前进。这是个难题,但也正是在破解这个难题中,评论才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事物的规定性有时不像“楚河汉界”那样清晰。在认识过程中,有许多近似的却又是很不相同的现象扭结在一起,如总揽与独揽、宽容与纵容、爱护与袒护、放手与撒手、爱好与嗜好、自信与自负等等。对这些概念给出一个定义是一回事,对现实生活中种种模糊现象作出准确判断,是另外一回事。
有一条生活经验也许十分重要:处理什么事情都不可感情用事。狂喜或暴怒时做出的决定,十之八九欠妥。梁任公说,“笔尖常带感情”,但不能理解为单凭澎湃的激情就能写出好文章。理智的思考,冷静的分析,对于评论写作仍然是最重要的。始于激动,继则思考,终而至于透彻分析,这样就把“笔尖常带感情”的意思说全了。
评论作者必须有足够的宽容和足够的谦逊。宽容是善于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不同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意见,但引为参酌,不无益处。谦逊是抱着向人求教的态度,不可固执己见、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作者秉性问题可撇开不论,这里要探讨的是避免片面性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占有材料是认识的基础。何谓大,何谓小;何谓新,何谓旧;何谓深,何谓浅?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论得说失,衡平事理,没有知识支撑,没有背景参照,极易沦为无知妄说。逢事就评,似乎无事不通,无事不晓,这是很不好的毛病。在我看来,涉及某项具体工作或某个自己不熟悉的事物,仅仅有所感就执笔为文多半说不到点子上。讨论国际问题还是请教国际问题专家为好,讨论经济问题还是请教经济问题专家为好。只有看到事实,才有资格下真正断言,而看清某一事实的关键,是能否看到事实背后的事实。这一切取决于我们是否占有材料或占有多少材料。因此,对某些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时,还是多听多看多想为好,不必急着发言急着表态。听明白了,看清楚了,想透彻了,再作评论不迟。
处理材料同样重要。有时,一条新闻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一个论据可以证明完全相反的论题。比如,大案要案逐年增加,这既可以理解为反腐力度加大,成就斐然;也可以理解贪墨之风嚣张、形势严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评论中常常有这样的难局,当我们颂扬钢铁生产突飞猛进的时候,又面临产品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当我们为汽车工业的发展叫好的时候,又不能不看到交通和环境的压力;当我们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又不能不看到劳动密集产业存在的理由。一个观点的提出、一项政策的出台,不可能是十全十美,得失损益往往相互交织而又相互作用,因而对问题要全面地看、联系地看。一切事物会因条件不同而不同,没有前提、没有条件的讨论,一定会背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流于空论。还需要变化地看、发展地看。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是一篇好文章,好就好在能从相反的方向论述事物发展的结果。安与危、乱与治、福与祸、强与弱、得与失等等依一定条件转化。揭示转化的趋势,阐发转化的原因,预见转化的结果,在发展和变化中把握事物本质,这才是高屋建瓴、深谋远虑。
认识清楚未必表达精准。人们常用“分寸感”来表达这种独特的感觉。立意不错,结构不错,但造句粗糙,会大大降低文章的质量。一个好的作者,对每个字每个词应有相当的敏感。赞美过之为溢美,抨击过之为恶骂,对人对事,要力避“空前绝后”、“炉火纯青”、“完美无缺”、“至善至美”、“难以企及”等等超级形容词。反之也是如此。不要轻看了限制概念使用,包括像“全体”、“广大”、“大多数”、“许多”、“不少”、“少数”、“极少数”、“个别”、“极个别”等等量词的恰当使用,可以堵住不必要的漏洞,增加文章的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