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秦淮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灯区”，这里出过一批优秀的妓女，比如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宛、陈圆圆等，她们不仅是男人绝色的玩物、风雅的宠物，还成为朝代更迭时，气节与大义的所在。秦淮水浅，载得起风花雪月、经得起吃喝嫖赌，石头城厚，却无法抵御外侮铁骑和变幻无常的“大王旗”。浪漫、悲壮搅和在一起，这是一座六朝名城的底色，也是秦淮河上妓女们的宿命。

　　妓女是生活在灯红酒绿中的“灰色阶层”，她们是传统贞洁观念的逃遁者，是官方行为典范的修正者。世俗觊觎她们的姿色，敬畏她们的才质，男人则蔑视她们的贞操，又流连她们的放荡。这为中国文化输入了一股具有叛逆色彩的暗流。一贯慎言慎行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妓女们面前却一点儿也不脸红：纳妾成为合法，蓄妓也视为风流，苏轼、秦观、杜牧、白居易等著名文人，都是寻花问柳的老手。他们不需要回避亲近妓女的问题，甚至还泼洒笔墨，同风月场里的准诗人们唱和应答，勾栏妓院同中国文学居然和谐地搭起手来。

　　林语堂说：“妓女在中国的爱情、文学、音乐、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这就是中国人对妇女的尊重，许多男人都要追求一个人们认为是水性杨花的女人，时间可长达几个月，钱要花去三四千……这样一种荒唐的现象，只有在妇女被幽禁时才会出现。”此外，“妓女们教会了中国人浪漫的爱情，正如中国妻子们教会了他们更世俗、更真实的爱情。”

　　钱谦益与柳如是结秦晋之好，两人同居“绛云楼”，读书论诗，倒也快活。明亡，柳劝钱殉节，在抹脖子、上吊和投湖中选一个死法。钱谦益推说水凉，舍不得自杀；柳如是却纵身跳进了西湖，险些闹出人命来。名利心大动的老头子，非但听不进小妾的劝诫，反而剃光了头发，准备为新朝效力当差。应对这些变故，女人不知要费多少唇舌，讲一通忠孝仁义的大道理，无非是希望自己的男人不要投降，免得遭人指斥，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为挺尸的前朝披麻戴孝、丁忧守志。实在不能远祸全身，也可以浪漫地死去，柳如是给钱牧斋出的就是这样的馊主意：刀子、绳子、投湖，择一而足。两人还在西湖上荡舟作诗，准备在月色荷影中了断残生。看来，柳如是很认真，她愿意作着梦死；而钱谦益却并不糊涂，他还没有活够，纵然红粉知己相陪，他也舍不得撒手人寰——他还有更大的政治企图。

　　前朝亡故，君主逃亡，旌表荒废，柳如是们却依然逗留在昔日的回忆里，她们弄不清哪个政权是自己的家，枪口该调向哪一边。前朝并未恩赐一点好处，毕竟是故国；新贵非我族类，总是招人不待见。效忠的对象消失了，就为道德殉葬，比如明朝的头发，晚清的辫子，甚至不惜万千颗人头落地。

　　后人为秦淮、苏杭名妓上坟凭吊的多如牛毛，一则，与古代美人吊肩膀，总归是件雅事；二来，独对荒冢，诗词互答，说不定还能叼光留下一个不朽名。袁枚的《随园诗话》记载了一则小品：随园主人用唐诗“钱塘苏小是乡亲”的句子刻了一方私印，并钤在诗集上，送给了一位路过金陵的尚书，结果遭到那位官员的苛责，袁枚却认真地说：“先生瞧不起这方印吗？今天看来，您是当朝一品，封疆大吏；苏小小是个身份卑微的妓女。恐怕百年之后，世人只知苏小小，而您，就不大有谁记得了。”这话果然应验了。

　　唐朝人范摅在《云溪友议》中写道：“吴门女郎真娘，死葬虎丘山，时人比之苏小小。行客题墓多矣。举子谭铢题云：“虎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惟重色，真娘墓上独留诗？”后人无复题者。”

　　看来，题咏名人墓，跟风、捧屁、凑热闹的居多，被这位举子一骂，都乖乖地闭了嘴。那些才貌俱佳的风尘女子本就可怜，还是别让她们在舌头上乱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