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通用汉字记述事情，表达思想。现已发现的好太王碑。中原郡碑。冉牟墓墓志。冬寿墓墨书题记。德兴里壁画墓墨书题记和榜题。佛像铭。铬文砖、铭文瓦上面的汉字佐证了这一点。

但史籍文献证明，高句丽语与汉语属于两个语种。据《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纪第一·东明圣王二年（公元前36年）条载："夏六月，松让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部，封松让为主。丽语谓复旧土为多勿，故以名焉。"可见高句丽人有自己特有的语言。即说与写用两种语言方式表达。

通观高句丽历史，其文学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早、中、晚三期。

初期文学作品，以古籍形式留传至今的，只有载于《三国史记》琉璃王条的《黄鸟歌》和《续博物志》卷八中传为高句丽人所作的《人参赞》两首诗歌。

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王类利 之妃松氏死，由是，类利更娶禾姬、雉姬二女以做继室。二女争宠不和，琉璃王在凉谷造东西二宫，让其分而居之。后来，琉璃王去箕山田猎，七日不归，二女在宫室争斗，禾姬把雉姬赶跑。琉璃王闻讯，策马追去，雉姬余怒未平，愤而不返。琉璃王在树下暂息，见黄鸟飞集，感而作歌："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 谁其与归。"这首诗歌比喻恰当，对仗韵脚严谨，把作者当时的伤感之情在短短的四句诗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反映了作者具有相当高的汉语功底。

《人参歌》亦为四言诗，诗曰："正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锻树相寻。"该诗生活气息浓烈，前二句以简约精练的语言概括了人参外观和适于生长的地理环境；后二句用拟人化的手法，变成第一人称道白，指出了人参生长的具体位置，是前二句的延伸。廖廖十六字就把如此多的内容网罗其中，又通俗易懂，可见作诗之人是有这方面深刻体会的。

高句丽中期的文学作品，以碑文。墓志、铭文瓦、佛像铭之类的作品为代表。因为史籍中尚未发现该时期文学作品。其中艳者有《好太王碑》和《冉牟墓志》。

《好太王碑》系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之陵碑，公元414年立，碑高6．39米，四面环刻，共有1775字。碑文记述了高句丽建国历史。好太王的丰功伟绩等，是研究当时高句丽政治、军事、外交等极为重要的资料。冉牟墓墓志记述了高句丽始祖传说，及高句丽贵族大兄冉牟与大使者牟头娄的关系等，对了解高句丽建国和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极有帮助。《好太王碑》和《冉牟墓志》语言顺畅，表达清楚，颇具文学功底。

高句丽晚期，中原古籍成为高句丽人最爱，由是，中原大量书籍得以在高句丽广泛传播，汉文化对其的影响日深，举国上下，无论贫富，形成一种习文之风。在这种氛围之下，高句丽人的整体汉文水平提高迅速，去中原学习深造者亦不乏其人。僧侣定法的五言律诗《咏孤石》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迥石直升空，平湖四望通。岩根恒洒浪，树杪镇摇风。偃流还渍影，侵霞更上红。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作者以小写大，动静相济，充分展示了诗人的意境和不俗的汉文功底。

史籍所载的另一首诗也是在汉文化长期积淀下产生的，这便是高句丽大将军乙支文德所写的《遗于仲文》："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据《隋书》记载，于仲文从隋炀帝征辽东，高句丽出兵掩袭辎重。于仲文率军迎击，大破之，追至鸭绿江。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诈降，仲文部将劝其将乙支文德放归，仲文然之，但又后悔，选精骑追之，每战皆捷。由是，乙支文德便写了这首诗赠于忡文。该诗五言四句，对于仲文的文韬武略大加赞赏，同时含蕴掸机，劝于仲文知足而止。诗文言简意赅，文通押韵，看似随手而作，却反映出作为武将而不凡的汉诗功底。显然这也是高句丽重视教育，熟读汉书的一种结果。（来源：集安文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