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成立的“左联”，其文学主张和政治实践其实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文学组织里，左翼作家们维持了表面上的团结，用文字对付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

　　1925年的五卅惨案，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当中国的革命陷于最低潮时，许多作家甚至革命者试图以小说叙述为媒介来参与政治。王德威在《历史与怪兽》中写道：“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平凡的角色如何凭自身的力量来应历史的流变；这些角色身历的道德、情感或意识形态的考验，体现人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除此之外，小说家更标举革命与爱情，并赋之以改革现实的使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革命与爱情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当时左翼文学的叙事的存在。

　　在1928年前后的无产阶级文学辩论中，鲁迅发现：“左翼作家其实无可救药地完全脱离无产阶级的实际生活。”但“左派”对这一现实论点进行了反驳，比如“创造社”的成仿吾就认为：“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所以只有他们的作品真正反映了社会情况。郭沫若更把作家的角色扩展到预言家，而最终成为革命者：“文艺每每成为革命的先驱，而每个革命时代的革命思潮多半是由于文艺家或者文艺素养的人滥觞出来的。”

　　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说，“（20世纪）20年代末，‘无产阶级文学’、‘革命文学’等口号开始出现。鲁迅与某些较为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爱好者之间的一连串激变，导致众多苏联理论家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多数的翻译由鲁迅自己执笔或赞助进行。”对于这段论争，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说：“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政治史上都有巨大的意义和深远影响。它标志着左翼作家直接参与、干预以至控制现代中国文坛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