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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崇轩：文学评奖的功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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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09-4-8 9:0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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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乌镇举行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盛典”，落下帷幕只有三四个月，但却让人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一个代表国家“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每四年才评选一次。评完之后，关于此次评奖、获奖作家、当选作品，乃至对今后文学的启迪和影响，该有多少话题可议呀。但曲终人散，只听到几声“应景”的或喝彩或訾议，便戛然而止，悄无声息了。社会、文坛以及读者的这种“冷淡”态度，令人深思。一个国家级的文学评奖，反响尚且如此，那些等而下之的或部门或民间的文学评奖，结果更是可想而知。报纸、网络上发个消息，小圈子里议论一番，然后就被大家忘得一干二净。文学评奖要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本是一项十分严肃、重要的文学活动，但现在却越来越丧失了权威性、公信度、影响力。不要说去认真地总结、研究它，现在人们连关注、批评它的兴致也没有了。在这种无声的“冷淡”中，反映出文学评奖深刻的内在“危机”，折射出各层面人们对它的“成见”和“厌弃”。
新时期文学走过了30年历程，从1978年举办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开始，文学评奖制度也实施了30年。文学评奖由单项发展到了所有项目，从国家普及到了各省市、各行业，成为整个国家文学体制中的一项重要“文学制度”。客观地讲，它在调动广大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无疑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评奖与市场经济、复杂的人际关系纠缠在一起，渗透了太多的商业化、功利化、人情化因素。奖项名目繁多、急剧膨胀，程序“暗箱操作”、盛行“潜规则”，致使文学评奖名声扫地、备受诟病。可以说，文学评奖发展到今天，它的局限和弊端已充分暴露，它的消极作用已超过积极作用，它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网络作家鲁国平在他的博文中，不客气地批评“鲁奖”和“茅奖”：“如今十多年过去了，除了极其少的经典力作外，百分之九十九评选出来的作品都存在社会影响力、艺术质量低下和不能够代表中国每一时期的最高文学水平状况，随着文学作品与作家离开老百姓生活越来越远现状的每况愈下，评出的获奖作品差强人意，每次评选连大多数专业作家都不再那么热情参与了，与其这么不痛不痒，对中国的文学没有任何推进作用，我看何必费心劳神，浪费社会资源，不如干脆把鲁迅和茅盾等文学奖评选一律停办！ ”
否定文学评奖、建议一律停办，这自然是愤慨、过激之言。但当下的文学评奖确实到了需要深入反思、亟待改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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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文学评奖的文章，大多指责评奖的机制和程序如何如何。这自然有其道理，但却没有找到根源。其实文学评奖的根源在文学体制，其功绩和过失都可以从“体制”上找到原因。洪子诚在论述当代文学“一体化”特征时指出：“‘一体化’指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的特征。包括文学机构、文学报刊，写作、出版、传播、阅读、评价等环节的高度‘一体化’的组织方式，和因此建立的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洪子诚《问题与方法》188页，三联书店2002年8月版）文学评奖正是这一链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文学传播、评价的“特别使命”。作家、作品获了奖就意味着文学体制对其的一种评价和鼓励，动用媒体宣传更是一种有效的传播。评奖制度在新时期文学初期创立时，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文学环境，使它具有一种“惟我独尊”的权威性。但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中，虽然整个国家的文学体制基本未变，评奖制度愈益庞大而完善了。但就评奖制度本身看，官方（或国家）的评奖已不再是“惟一”、“独尊”的。因为有了“民间”性质的文学评奖。洪子诚在一次记者专访时说：“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相对于‘十七年’，文学评价机制已经不可能完全由作协这样的机构垄断、控制。1990年代以来，各种‘民间’机构也开展评奖活动；而作协的‘经典’评定，即使是茅盾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也不一定都得到广泛承认。”（张英《文学是组织出来的？》、《南方周末》2006年11月30日） 但“民间”的文学评奖也是极为复杂的一块，有的坚守的是精英文学的立场，有的则掺杂了圈子化、功利性、商业性等因素。也就是说，在当下的文坛上，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的文学评奖依然是主体，但同时涌现了各种各样的“民间”文学评奖机制。政治的、精英的、民间的等各种文学力量，都在组织文学评奖。这种多元化格局，形成了一种竞争互补的态势，当然有利于文学创作的自由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整个文学评奖的缭乱无序、鱼龙混杂乃至相互冲突。
在中国近百年的现当代文学史上，文学评奖只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兴起、并形成一种“制度”的。“五四”时期是现代文学的开创和辉煌期，但却似乎没有举办过什么文学评奖。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一代文学巨匠，你看他们的传记中有过获奖的记载吗？解放区文学在特定的战时环境中“异军突起”，曾经搞过纪念“五四”青年节的奖金征文、纪念抗战的“七七七”文艺征文奖等，都是目的明确的临时举措，算不得正规评奖。“十七年”时期，举行过戏剧、电影、曲艺、歌曲乃至儿童文艺等评奖，唯独没有举行过作为“龙头”的文学类的评奖。大约文学圈里的情况比较复杂，文学界又是被经常批判的“重灾区”，因此干脆不搞评奖。从历史的经验看，文学评奖与文学发展，其实没有什么密切关系。一个时期有没有获奖作品，并不能反映这个时期的文学发展怎样。有获奖作品，也未必能起到影响和推进文学的作用。
评论家王先霈说：“文学、科学奖的设奖、评奖，与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密切相关。诺贝尔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等就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我国现代化进程落后西方，文学奖在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现代化进程加快，人们对科学、文学这种精神创造的尊重会越来越强，评奖就是一个标志。”（易飞：《文学评奖怎样“实现公正”》，《湖北日报》2003年9月4日） 新时期之后，随着现代社会的推进，文学评奖得到迅速发展。从国家管理文学的层面讲，要加强对文学的领导和引导，要提倡主流思想观念，建立文学评奖制度自然是一种有效策略。从“民间”力量影响文学的角度看，不管是要倡导一种文学思想和观念，还是要通过文学达到赢得名誉和利益的目的，文学评奖自然也是一种便利方式。文学评奖搞得好，自然可以达到“多方共赢”。但是文学评奖一旦泛滥，就会成为伤害作家、阻碍文学的一种现实存在。我们的文学评奖制度还很不成熟。
众所周知，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文学逐渐边缘化，但文学评奖却搞得如火如荼，给疲软冷清的文学，打了一针“强心剂”，造出了阵阵热闹气氛。据一些研究者统计，现在全国能列得出名的文学奖项已超过百种，文学奖的奖金也在不断攀升，现在哪一个像样的作家名下没有一二十项获奖记录呢？文学奖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一是全国及地方的官方奖项，这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奖项。全国性的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等；地方性的如北京的老舍文学奖、江苏的紫金山文学奖、山西的赵树理文学奖等。二是出版社、期刊社的文学奖，这类奖可能既有“官方”色彩，也有“精英”特征。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春天文学奖，众多期刊社的“人民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三是民间学会的文学奖，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小说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等都设有各自的学会奖。四是其他文学奖，这类奖“民间”色彩更重一些。如“华语传媒文学大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等等。应该说这些文学奖在最初设立和评选时，目的是纯正的，评选是公正的，效果是积极的，有些坚持的也还不错。但相当一部分越到后来，政治的、人事的、商业的乃至金钱的种种因素，也会越来越多，使评奖处于尴尬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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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龙认为：“在消费时代的背景中，在文学商品化特征日益突出的当下，文学奖项的设立与评选必然会对于文学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必然促进文学创作的兴盛与发展。”他进一步指出：文学评奖至少在“梳理与评点文坛创作”、“引导与影响阅读市场”、“左右与影响作家创作”、“导引与影响文学生产”等几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杨剑龙：《文化消费语境中的文学评奖》、《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3期）是的，文学评奖作为国家文学体制中的一项“制度设计”，在八、九十年代的确立与形成，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制度创新”，在文学体制中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特别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功利主义和物质崇拜盛行、人文精神衰落，个人欲望膨胀、国民素质滑坡的情势下，文学评奖对于促进国家精神文化建设、建构健康向上的民族灵魂、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和作用。客观地讲，30年来的文学评奖，主流还是好的，成绩也是主要的，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
80年代前后的文学评奖，生机勃勃，影响巨大，格外值得肯定，令人怀恋。1978年，中国作协委托《人民文学》举办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1981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也正式拉开序幕。1982年，首届“茅盾文学奖”隆重启动。这几项文学评奖，虽然是由官方主办，但评委都是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又有广大读者的积极参与。如短篇小说评选由《人民文学》杂志随刊散发选票，参与的普通读者人数达数万乃至十多万，成为一种“举国盛事”。尽管当时的评奖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评选的标准、程序也未必完善，但每个参与者都怀着一颗虔诚、公正之心，评出的作家作品往往是“众望所归”，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度。90年代之后，社会环境、文化和文学语境，发生了巨大改变。文学评奖由“一统天下”变为“多元共存”。官方文学评奖在坚持主流思想的前提下，有了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新崛起的“民间”文学评奖，或侧重对纯文学的追求，或偏向对大众化、可读性的探索，拓展了文学的疆域，囊括了更多样的文学类型和写法。尽管其间的问题和弊端很多，但十多年来的文学评奖所评出的作品，大体上代表了文学的发展和水准，促进了文学的演进和繁荣。只是近年来文学评奖的多次失范和泛滥趋势，损害了文学评奖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但这只是发展中的问题，也无须大惊小怪。
文学评奖的积极作用是多重的。从国家的文学体制上看，它有利于对文学的管理、调控和引导。在一个常态的社会环境中，它不可能再采用“十七年”那种文艺斗争的方式强制文学，也难以用“新时期”那种行政手法动员作家去写什么；而用评奖的方式引导文学向哪个方向发展，倡导作家写哪类作品，不失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对策。从文学发展的层面讲，官方的、精英的、民间的不同类型的文学评奖，有利于形成多样化的文学态势。各类文学评奖的不断完善，是文学良性发展的一种保障。从作家主体的角度说，文学评奖有利于优秀作家的涌现和发展。今天是一个重物质轻精神的时代，文化创造者越来越被世俗社会淹没。用文学评奖的方式肯定优秀作家的创造，提高他们的地位，传播他们的成果，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良性机制。因此，建立和完善文学评奖制度，我们还在路上，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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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制度设计”都会有两面性。预先想象、理性推断是一回事，具体实施、最终结果往往又是一回事。文学评奖同样也是如此。我们在肯定文学评奖的合理存在、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正视它的内在“危机”和消极作用。近年来关于文学评奖的批评、否定，沸沸扬扬，愈演愈烈，反映了这一“制度设计”局限的严重和实践中的偏差，已走到了一种很困难的境地。而反映“冷淡”，无人理睬，更显示出形势的严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制度，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其实都存在各自的局限和问题。前者的症结往往出在它的“政治性”和“计划性”上，后者的弊病则常常源自它的“圈子化”和“商业性”上。最后的结果则是相同的，文学评奖丧失了它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损害了文学的生态环境，干扰了作家的心态和创作，不仅推动不了文学创作，反而阻碍了文学的发展。择其要者，我以为当下文学评奖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文学评奖标准的盲目性、模糊性，导致了评选的尺度失范，结果的难以服众。“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文学评奖，标准是灵魂、是基石，这是一个起码常识。我们的那么多奖项，看似都有各自的标准，但这套标准往往是类同的、模糊的，让人难以捉摸的。你对照一下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地方性的官方文学奖，评选标准如出一辙、大同小异。标准的模糊不清，必然造成评选时的目标不明，评委的各自为政。同时，我们的评奖总是不能坚守“艺术第一”的标准，艺术让位于政治、题材、格调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更使文学评奖增添了极大的随意性。王彬彬在历数一至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之后，认为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评得“不伦不类和莫名其妙”，有的作品“获奖之前不为人所知，获奖之后也迅速死去”，“能被人记住的很少”。（王彬彬：《获奖作品能被记住的很少》，《南方周末》2008年11月6日） 我想原因除了王所说的“猫腻”、“暗箱操作”造成的不公正之外，更重要的在于没有坚持坚定的艺术标准和“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标准。其他文学奖项同样存在评选标准模糊的问题，甚至更为严重。空洞而又难以实施的文学评奖标准，已成为现在文学评奖的最大“隐患”。
其次是文学评奖奖项的多而滥，导致了评奖的泛滥成灾，破坏了文学的良性生态。为什么如今的文学奖项如此之多？国家屡禁不止？因为文学评奖已成为一种无形的文化资源。设一个奖项，众多作家作品获奖，就可以成为某个地区和单位炫耀的“政绩”，变成一个作家获取名利的资本，化作一大圈人的实在利益。这是全社会运作的结果。平庸作品的大肆宣传，不入流作家的招摇过市，泡沫文学思潮的汹涌澎湃，使神圣的文坛变成了喧嚣的市场。在这样一种文化和文学环境中，不少作家乱了方寸，被围困在名缰利锁里，围绕评奖的风向写作，热衷于圈子里的人情世故，放弃了对文学的艰难探索和崇高追求。当年鲁迅获悉，有瑞典人斯文海准备推荐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鲁迅在给朋友台静农的信中诚恳地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鲁迅全集》第11卷5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婉言谢绝了。今天的作家，还有这样的理智和风度吗？鲁迅、茅盾、老舍…… 我们借他们的大名设立了这样那样的文学奖项。他们创造了一座座文学高峰，但却没有获过什么奖。现在我们用远逊于他们的作品，去拼命争取以他们命名的文学奖，这是不是有点悲哀、滑稽呢？
其三是文学评奖评委的“圈子化”，导致了文学评选的不公正和结果的偶然性。获奖作家和作品，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读者的检验。新时期的文学评奖，都有广大读者的有组织参加，专家与读者的结合，保证了评选的公平性和影响力。但现在的文学评奖，就我所知，似乎只有《小说月报》的“百花奖”评选有普通读者的投票选举，绝大部分评奖变成了纯粹的专家奖。尽管各个奖项的组委会在评委问题上煞费苦心，设计出了建立评委库、抽签定评委等多种方式，但不管哪一种哪一次评奖，换来换去，评委都是圈子里的人。运动员、裁判员都很熟悉，甚至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就给评选带来许许多多非文学因素。因此，评委的构成就决定了评选的结果。这样和那样的评委组合，评出的结果肯定不一样，作品的质量反而成为次要因素。我也参加过一些文学评奖，评选时的心境真是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如果一部作品很过硬、无异议，自然不难通过。如果两部以上的作品各有千秋，难分高下，那就会有一番思想斗争。个人的审美倾向、与作者的关系如何、作家的身份和影响、有没有说情托付…… 各种因素，一念之间，决定了手中的“神圣一票”。众多评委之间的相互影响、暗示、妥协，也决定着最终把票投给哪部作品。在这样一种看不见的“潜规则”之下，评选的结果往往会有失公平、出人意料。不仅会有“遗珠之憾”，也会有“鱼目混珠”。一个正规的、高规格的评奖，倘有几次这样的“偶然性”，这一奖项就会失掉人心。而这样的现象屡屡发生，怎能不让文坛哗然，读者离弃？文学评奖其实是一项要求极高、不容出错的社会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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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奖的要义，在于鼓励一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创作成果，特别是那种在思想和艺术上有探索价值的作品；在于激励优秀作家的文学创作，扶持有潜质的文学新秀的成长；在于引导文学阅读市场，提升国民的精神文化素质。中国有文学评奖，世界各国也有文学评奖。如瑞典诺贝尔文学奖、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英国布克文学奖、日本芥川文学奖等等，都是很有影响的文学大奖。实践证明，文学评奖在现代社会是有重要作用和意义的。
我们的文学评奖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怎样改革和提高今后的文学评奖呢？我以为有如下三点。一是建立多样化的文学评奖体系，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文学奖项要逐步确立自己的评奖个性。官方的、精英的、民间的文学评奖，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文化理念，树立不同于他人的评奖标准，评出富有自己特色的文学作品。各类文学奖项之间，要相互理解和尊重，形成多元互补的文学评奖格局。二是文学评奖必须坚持“艺术第一”和“少而精”的基本原则。文学评奖首先要强调“艺术性”。决不能因政治正确、题材重大、可读性强等而忽视了对“艺术性”的严格要求。凡是艺术性差的作品，都经不起时间、读者的检验，评出这样的作品就是对评奖的亵渎。在一个文学的低谷时代，优秀作品不会多，因此评选数量要少，宁可空缺不评，不能“矮子里头拔将军”，滥竽充数。三是文学评奖要实行专家和读者相结合的方法，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普通读者参与评奖。普通读者与作家距离远，也无复杂的人际关系，他们的投票会更公正、客观。同时，广大读者的参与，有利于评奖的监督、文学的传播。文学评奖要从小圈子里挣脱出来，走向广大的社会和更多的读者。
早在15年前，孙犁就清醒地指出：“在中国，忽然兴起了评奖热。到现在，几乎无时无地不在办文学奖。……这种奖几乎成了一种股市，趋之若狂，越来越不可收拾，而其实质，已不可问矣！”（《孙犁全集》第9卷3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他的担心，今天已变成现实，评奖的病症，已显露无遗。我们期待着文学评奖的改革和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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