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人，其实是一回事。阅读优秀的经典，追忆似水的年华，品味丰富的人生，这是一种审美的享受和充实的幸福体验。

　　苏星是中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共和国建立之前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革命队伍中凤毛麟角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而且又是拂晓前的天空中极为稀少的星斗似的政治经济学者。建国初期，年仅二十多岁的苏星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以一篇《社会主义经济法则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问题》的论文引起轰动，并先后在大型刊物《教学与研究》和《学习》上发表，更由此引起一场长达两三年的关于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讨论，将几乎全部的政治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裹挟其中。这事件最终惊动了毛泽东，他老人家说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太少了，扳着手指头来算，也就那么两个半，三个都不到嘛！据说那两个指的是于光远和薛暮桥，而那半个正是年轻的苏星(苏星嘛，只能算是半个)。过后几年，苏星担任《前线》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一面学习，一面继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时间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苏星已是《红旗》杂志经济组的组长了，十多年后晋升经济部主任，八十年代初一路做到副总编辑。《红旗》后来更名《求是》并划转中央党校管辖，苏星也就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任《求是》总编辑，连任多届政协委员、常委。

　　苏星是学者型的业务高级领导干部，他一生著书繁浩，主要著作有《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我国城市住宅问题》、《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苏星选集》和《新中国经济史》等，并主持编写过《政治经济学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等，另外在《人民日报》、《红旗》、《求是》、《理论动态》、《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其水平和质量始终处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漫长时期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领跑趋势。正确的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和实践，有赖于科学的精准的理论作为依据，苏星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

　　任何学科都必然建立在文学的基础上，没有文学的工具，便没有宗教的体系、哲学的思辨、科学的幻想，也就没有通往成就的巅峰的可行路径。苏星是一位文学底蕴十分深厚的政治经济学家，所以他的著述总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阅读顺畅，而又耐人寻味。

　　我与苏星相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个寒意尚在的春季，他来甘肃省委审编一篇文章，我有幸接待他一两日，他得知我是文学青年，回京后帮我设法买到《希腊神话故事》和《格林童话》并附信寄来，这样就有了往后长达数年的书信往来。苏星为人和蔼，举止儒雅，诚信谦达，博学尚礼，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和人格魅力。那时候他身居高位，肩负编审和研究的双重压力，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但逢我的信必复，直到终于有一日我蓦然意识到不该再写信打扰他了，才停下书信交往，只是著作相互赠寄，偶尔我有机会到北京，去他家里拜访，几乎每次他都要留我共同用餐。回想我与他的书信和交谈，内容大体上都是在文学领域里展开的，当然，有时候也会涉及政治经济学或者哲学与宗教的界面。他渐渐和我成了忘年之交，我从他那里学了许多东西，特别在我还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的时期，他教我如何读书，如何生活，如何实践，如何进行个人的艺术追求和创造……而今，我愿将他书信中的精彩部分摘录下来与读者朋友们共同阅读，一起分享。

　　关于读书。1978年3月24日:“读书要宽一些，古今中外都应该涉猎，不然，眼界不宽。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若有神，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小说像《红楼梦》这样高水平的作品不多，但‘五四’以来比较优秀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应该多读些。外国的作品，像英国莎士比亚、狄更斯，法国巴尔扎克、雨果，俄国托尔斯泰的著作，都很好，可以作为创作的借鉴。当然，我们不要照搬外国的东西(‘五四’时代有的作家就有这种毛病)，作品还是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但毛主席说过，借鉴与不借鉴是不同的。”

　　关于生活。1977年10月14日:“搞创作，没有生活是不行的。画家们的基本功是画素描，有了好的素描的底子，才能创作。写小说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办法，先写点人物素描——有些作家好像也用过这个法子。”1979年12月31日:“对于生活，也需要挖掘得深一些。我读《红楼梦》总感觉曹雪芹对封建社会的生活真是太熟习。现在无论中国或外国，找出像他那样细腻、具体描写封建社会生活的作品来很不容易。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的是俄国的四大家族，书是写得好的，但是就其反映封建社会的具体入微来说终究不如《红楼梦》。曹雪芹是生活在封建贵族之中的，这是个熟习封建社会的条件。但光凭生活经历还不够，还要深入地观察研究这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前几年吴思袺氏在《文物》杂志上介绍过曹雪芹写的《庆艺斋集稿》。这本书涉及到绘画、医学、建筑、烹调、小手工艺等很多方面，其中包括《南鹞北鸢考工志》是专讲风筝的。由此我就想到，曹雪芹为什么把封建社会生活写得那么形象具体？就是因为他研究过它。我们要写出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沸腾生活的作品来，也要下曹雪芹那样的功夫。我很欣赏马烽《一架弹花机》，不仅因为有思想，而且反映农村生活深入。这样的作品是可以传世的，因它反映了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个变革是通过一架弹花机来表现出来的。”1980年3月2日:“业余创作也许有些好处。我觉得，作家最好不要脱离现实政治生活。要做一个参加者，而不是旁观者，才能更好地观察人和事，感受才深。”

　　关于实践即创作或创造。1978年3月24日:“不要忙于发表作品，重要的是写出有分量的东西来，而这就要下功夫。一开始不要求写得多，不要急着写，不要硬写。而要求写得好。一个好的作家，他实际上掌握的素材，比他写在作品里的应该多得多。现在有些作品，让人看了味同嚼蜡，往往是硬写出来的。做研究工作有如冶金，取得金属，需经过开矿、冶炼等过程。文艺作品也是一样，只有大量的素材，才能提炼出质量好的产品来。不要掌握了不多的素材，就想写出许多作品来。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应该努力地做。你读过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吧，他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品，就是因为他参加了当代的沸腾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当初并没有想当作家，是现实生活把他锻炼成为作家的。”1978年8月20日:“创作的事也毋须太急。多搜集资料，多想想，会有好处。我最近翻阅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上卷，感到作者对生活体验是比较深厚的。可惜没有能完成他四卷的计划，仿佛一幅画卷只画了不到一半，另一半只有草图和轮廓，该多么遗憾！”1978年11月12日:“你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写出《刘志丹》的初稿，是很大的成绩。《刘志丹》是个大题材，放长一点时间，反复修改，也许更好一些。这并不妨碍你先发表一些短东西。”1980年1月5日:“《刘志丹》写成了，就是很大的成绩。中国有句成语‘大器晚成’是有道理的。过去还有一篇文章讲到地主的地按时收割，因此收成好；贫农因为缺粮，往往不等庄稼熟透就收割，因此收成不好，也讲的是这方面的道理。一部大作品，多放一些时候，可以更成熟一些。你说对吗？”

　　关于艺术问题。1978年3月24日:“好的作品是通过艺术形象影响和教育人的，它的灵魂还在于思想。思想境界不高的作品，很难有生命力。当然，这里说的思想境界也是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思想，不能用今天的思想来要求莎士比亚。但是，我们今天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思想就应当适应当代的要求，因此，就需要提高思想。站得高才能看得远。鲁迅的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就是因为他的思想高出于同代许多作家之上。”1978年6月12日:“一部作品能不能立得住，关键还在于能否创造出站在时代洪流里的人物形象。我国古典小说凡是留下来的，哪一部不是因为塑造了代表一个时代的永远活着的人物形象呢？毛主席称赞过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因为它创造了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小小的游击队里的典型人物。创作，要求作家在人物上下功夫。不是您主观想象去‘创造’人物，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出这样的人物，加以提炼。好的故事，也可以是文艺创作，但文艺创作，决不是故事集锦。人物是生活在群众中的，没有离开群众生活的人物。对生活你也要仔细观察。李准谈他写《大河奔流》的体会时，说他同一个饲养员住在一起，家里人(老伴、儿子、儿媳妇)叫他回家吃饭的语言都不一样，这就是观察的细微之处。”1978年11月12日:“作品还是要创作出英雄形象(指《刘志丹》)，故事是塑造形象的。对人物挖掘得深，掌握素材多，才能写得有血有肉，激动人心，使它永久地屹立在人们的心中。现在的作品，语言还是太概念化，缺乏性格。这方面也得下功夫。有人说，好的文学家，都是语言大师。这个说法有道理。只要看看《红楼梦》就懂得了。话剧《于无声处》有一些有性格的、洗练的语言，原因是作者对生活感受深。”1979年10月14日:“收到五月来函，我还收到《甘肃文艺》八月号，选载长篇《刘志丹的故事》，印象不错，看得出来，你吸收了一些中国章回小说的写法。这是需要的。对中外小说，都应取其精华，才能创出自己的风格。”

　　我寄《甘肃文艺》八月号给苏星，是因为丁玲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主要领导职务的第五期创作班学员听过一次苏星讲《红楼梦》的作品分析课，他把讲稿寄给我一读，我将这讲稿送到这家杂志社，很快就发表出来了。我是这个讲习所第八期创作班的学员，在京城经常去拜访苏星。

　　最后一次去苏星家是两年前的一天上午，晴天朗日，他签赠给我新出的《苏星选集》。那天他坚持要请我去外面吃饭，并打电话将上班的儿子叫回来，让他开车送我们一同去餐馆。那一次，我见他站立不稳，说话已经不再顺畅，担心他与我见面高兴，说话本来已多，如一起吃饭再喝白酒(他喜欢喝高度的白酒)，万一身体难以负荷感情的激荡，因而坚辞了这次外出聚餐的机会……然而，他在老伴陪伴下从院里一直送我到大街上，看着我乘车远去。我透过车的后窗玻璃远远望去，只见他仍然伫立在街边的大树下，一袭金色阳光的闪耀就驻留在他那挥起的手指尖头和他那睿智的宽阔脑门上:蓝天绿树，白墙红瓦，一个智慧的、祥和的、不朽的老人！

　　前些天，报载苏星已经驾鹤西去，云游另一重境域。于是，我一直想着他，重读他的书信，重忆他的音容，重新回味他反复讲过的一个话题: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家，应该而且必须是一个深谙哲学、宗教、科学、艺术、审美的智慧而博大的思想者与学者。今天，我为他写下这些文字，以释心中忆念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