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作家们不仅是十年变革的叙述者，还是这场变革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的小说不仅记录了这个时代，也开创了这个时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思想启蒙的重要资源。

　　这道靓丽的风景很快就黯然褪色了。一方面固然是时代的要求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对于文学的社会诉求；另一方面，文学观念的僵硬和文学语言的枯涩也局限了他们。事实上，一旦事过境迁，这种文学观念的局限性很快就在新的历史境遇面前显露出来了———时代的变迁抽空了小说所蕴涵的现实意义。

　　这真的是非常残酷。如果一个作家缺乏对文学的自觉，那么，他的被淘汰就是早晚的事。

　　张贤亮后来的选择是明智的，也是积极的，说明他是颇有一点自知之明的。

　　当时的代表性作家张贤亮在商业时代到来的时候，选择了下海经商，而不是在文学创作上勉为其难。与其在文学观念的纠缠中痛苦地挣扎，勉强写自己不愿写，也写不来的商业小说，何不遨游于商海，在商战中实现自我价值，展现其聪明才智，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当时还有“曲线救文学”一说，现在看来，怕是初涉商海的文人，一下子迈不过心理上的这道坎，找了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托词，是不能太当真的。

　　但是，文学自身却有点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在商业社会初次尝到了被社会边缘化、日渐式微的滋味。这是许多作家所不能接受，更无法忍受的。

　　但也有另外一些作家享受着蜕茧而出的轻松。他们或者沉浸于摆脱了社会政治体验的自我表述的快乐，“大我”日渐缩小成为“小我”；或者直接听命于读者的选择，以通俗的、闲适的写作取悦读者，使文学成为“消磨枯寂的人生”，“转移不良的心境”，“调剂苦闷的生活”的抚慰式功能的承担者。而文学融入生活，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恰恰又抹去了文学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虽然少了些自我升华的虚妄，却也多了些迎合社会心理的商家恶趣。

　　这使得社会以及文学自身的不满和诉求都在悄然滋长，而写作者也将面临新的困扰和希望。小说如何写？作家如何做？这是文学在理想主义激情被物质现实取代之后所遇到的新的问题，也是文学在商业社会虎口求生，克服自身危机，从而得以脱胎换骨的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