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近日连续报道了苏北灌云县民办教育遭遇“政策门”事件，引发了很多读者的关注。其中还有不少是民办学校的领导、老师以及学生家长，他们在电话和来信中都表达出对这种现状的担心和忧虑，希望听到专家在这个事件上的观点。
 
    记者连线采访了江苏小康与现代化研究中心刘东和教授。

　　江南时报：您长期在省级决策部门从事政策研究工作，作为资深政策问题研究专家，您能否从您所研究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刘东和：江南时报我一直都很关注，最近的这些报道我都仔细看了。我认为其意义远不止于民办学校中公办教师的去留上，而是点到了一个深刻的话题：政府行政活动的“有形之手”在三个文明建设特别是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权重和分量。

　　报道中所谓“政策门”风波，其实质是：地方政府的决策者在制定“游戏规则”的过程中，竟不自觉地做起了规则“游戏”，结果殃及地方的社会事业发展。在我国，各级政府的政策通常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中国老百姓对“红头文件”的敬重和遵从，不仅缘于政府的权威，更在于他们能从好的“红头文件”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党中央关于农业问题连续几个“一号文件”便是明证。毛主席有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对照之下，灌云县政府相关的领导同志对待“党的生命”是不是太过“粗心大意”了？改革已经28年，不能再用一句“摸着石头过河”来文过饰非了。政府一有过失，政治文明就很受伤。提高政府官员的理论和政策水平，用真本事来取信于民，已成当务之急。

　　江南时报：那么您认为每一个政府文件的出台在我们的社会里到底起着一种什么作用呢？

　　刘东和：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诸如国防外交、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等。但作为地方政府最经常提供的公共产品则是政策———“红头文件”，用之来调节经济运行、推动社会发展，规范市场行为、均衡利益关系。正是在法律威严之剑与市场无形之手之外，还有政府调控这只“有形之手”，三者璧合，既各有分工，又有机统一，才构成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完全覆盖，维系着国家机器、社会单元、经济细胞的正常运行和发育。我们常说要综合运用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手段，来解决疑难杂症，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可见，政府的行政活动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江南时报：既然“红头文件”有这么大的功能，那么相应来说，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应该慎之又慎才对呀？为什么灌云县的这几个文件都受到当地不少人的质疑呢？

　　刘东和：关键问题是政府的行政活动并不一定都及格。由于政策作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其研制有着极为苛刻的前提条件和极为严格的生产流程。说“红头文件”一字千金，一点也不为过。首先，政策不能与至高无上的法律相冲突，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具有较强的法律法规意识；其次，要有较高的理论研究素养和宏观的战略眼光，所谓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第三，要通达民情民意，占有第一手资料；最后，要按从“理论研究－战略研究－指导方针－调查论证－制定政策－实施方案”的缜密程序，出台“红头文件”。而一些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文件，因事关重大，一般都是几易其稿，反复征求意见，其酝酿过程有的要长达数月甚至半年以上。

　　江南时报：以这次本报的报道为例，您能否开出一个“药方”来？

　　刘东和：灌云是苏北的一个贫困县，那里的人民群众刚刚跨过温饱线，距全面小康指标尚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而要加快发展，教育就应先行，以解决人才和后备劳动大军的素质问题。但政府财力单薄，发展教育又刻不容缓，否则人民不满意。这样，多种经济成分一齐办教育就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只要政策引导得当，就会争取到一个公办、民办教育共同发展，惠及全县人民的好局面。遗憾的是，出现了一前一后、先矛后盾的两个红头文件，陷入了一放就乱、一乱就堵的死结中。无数的行政案例表明，堵则死，导才活。我们期望灌云县的决策者能从当地实际出发，准确领会好中央和省委的大政方针，刻苦钻研理论，深入民间调查，问计于民，求计于贤。下决心推倒“政策墙”，疏导“政策渠”，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尽快从“死结”中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