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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招生的公正与否，应该在出口处衡量，以社会对这个学校的认可程度来衡量。从这个出发点出发，考试形式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如何才能挑选出素质高的学生
沪上的两所重点大学，正在以相当低调的方式进行一场教育试验：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在上海部分高考生源中试行招生改革——以各校专家的面试成绩为招生依据，而高考成绩只作为参考。
这场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动静，甚至不及交大的110周年庆典。但实际上，这个试验很可能引发建国以来中国教育体制的大地震。
新中国实行多年的高考制度，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很像是科举。事实上，社会上也基本以科举看待之——改革开放之前，不仅全国统一考试，而且无论理工农医，人文社科，只要考上，就意味懦晌け浮肮腋刹俊保弦岛笥晒彝骋环峙洌诠一鼗蛘吖侔旎怪蟹瘢姓?3级，很有过去三榜进士的味道，只是录取名额多了些。
吊诡的是，高考制度实行时，科举制度还是作为非常负面的“封建垃圾”存在的。对科举的批判，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一以贯之的体现，但事实上却找错了靶子。
考试取官从形式上讲，其实相当“先进”。西方在建构理性官僚制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得到了科举制启发。科举制的问题，关键在于它和教育体系的捆绑，把教育变成了科举考试事实上的附庸——明清两代，士子进学，成为生员(学生)，就等于在科举阶梯踏上了第一个台阶。
1905年废科举，用的是教育改革的名义，以废科举对应兴新学，而不是用废旧学对应兴新学。显然，人们的认识出现了误区。可是这一误就误到了新中国建立，居然把科举重新安到了高校的头上，而本该实行“科举”的干部录用制度，却一直跟科举无缘，即便改革之后推行的公务员考试，也一直没有实现全国统一考试。
当然，在过去的苏式教育体制下，推行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自有其道理。然而，改革以来，教育改革的方向，已经日益背离了苏式教育的体制，迈向素质教育。事实是，只要高考存在一天，素质教育就难以有实质上的推进，现阶段小学和中学推行的所谓素质教育，不是应试教育的累赘，就是供上级检查的花瓶。
从本质上讲，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属于专业性非常强的行业，非专业人士不能操作。但实际上，这个领域恰成了行政干预的跑马场，而高校的行政化，高考是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推行素质教育，势必要改革教育的行政化特质。这种改革，必然要从落实高校的自主权，从高校自主招生入手。
对这种改革，人们的疑点是相当多的。最大的疑问在于，一旦没有了高考这种“客观的尺度”，高校的自主招生，特别是面试这种形式，能否保证招生的公正性，是否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招生舞弊？在目前社会诚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担心的确是非常现实的。
但是，任何社会，社会的公正都不可能建立在人的道德上，只能用制度保证相对的公正。诚然，高考在考试入学的问题上，至少在形式上是公平的。但是这种公平，却是建立在丧失教育效能的基础上。事实上，高校招生的公正与否，应该在出口处衡量——以社会对这个学校的认可程度来衡量。
全国公务员的统一考试，其实也是一种衡量机制。当然，社会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中立的、学术性的评价机制，这个机制，也许有很多面目，但绝不应是行政导向的。
一个学校，如果不想处在这个评价体系的低端，它就必须杜绝招生舞弊。相反，争取好的生源，势必会成为高校的一致选择，无论这个生源来自哪里，城市还是乡村，贫穷还是富足。一些出身贫苦却勤奋好学的学子，在这种条件下，才会有可能受到各方的招徕——由于存在可造就的强烈预期，这种预期的实现会给学校带来声誉，考试形式就不重要了，关键是如何才能挑选出素质高的学生。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只有在行政干预退出，把教育还给教育界，让学术回归学术的前提下，这种评价体系才能浮出水面。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风吹花影动。一场大变革已经开始，但愿最后迎来的是一场把中国送向人的现代化的东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