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先生在《“精英主义”祸国殃民》一书中深刻的指出，“精英的自恋已经到了 偏执和虚妄的程度，他们置民意和现实于不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自说自话地沉醉在自我臆造的乌托邦里不能自拔。”在我看来，作为北大教授兼教育部专家顾问的孙东东先生对“法大模式”的微辞为这句话做了最完美的注脚。

　　尽管“法大模式”的功过是非还有待于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但从理论上说，这确乎是目前能想到的最公平公正的做法了，民间对这一政策的普遍性赞誉已经做了最好的证明。但孙东东先生显然不愿意或者根本就不想承认这一事实，不仅如此，他还不容分说的就给“法大模式”扣上了一顶“大跃进”的大帽子，把本属于正常的争议，引入到了一场话语暴力之中。

　　何谓“大跃进”？“大跃进”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它对应的是假、大、空，是虚妄和欺骗，是理想主义的泛滥成灾，可“法大模式”是这样的吗？显然不是。“法大模式”也出于公平公正的理想不错，但这种理想主义却有深刻的现实基础和民意基础。

　　据中国政法大学此前发布的消息，“法大模式”确定招生指标的计算方法是这样的：用当年学校计划招生的指标除以13亿，再乘以省份的人口数，基本确定下达到各省的指标数。在此基础上，还会充分考虑到国家开发西部的政策、生源质量、地域因素等，来确定招生分省计划。可想而知，这种招生模式是把高考招生从本地化、权贵化、利益化的泥沼中拉了出来，既最大限度的实现了公平公正也没失效率。对于构建自由平等的向上流动空间，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大学校园，是一大利好。我不知道，如果这也可以被称为“大跃进”，还有什么不是“不跃进”？

　　至于孙先生所声称的青海、西藏等幅员辽阔但人口不多的省份将首当其冲受到损害的问题，在我看来，他是在借题发挥。“法大模式”的实行，青海、西藏会首当其冲受到损害吗？稍微理智健全的人，都会想到，不是青海、西藏首当其冲，是北京、上海等地区的考生率先受到限制。青海、西藏虽然也受到影响，但影响不会太大，因为人口少必然考生也少，而且“法大模式”已经有言在先会考虑到“西部政策”。所以说，北京、上海等地的考生受到的冲击会最大。但法大的改革就是要祛除本地化、利益化、权贵化的招考弊端，不是吗？与其说北京、上海等地的考生受到损害，不如说是减少这些地区根深蒂固的特权，还全国人民一个“迟到的正义”。

　　作为一个教授，而且还兼教育部的顾问专家，孙东东先生应该有历史和长远的眼光，与正义和公平站在一起，而不是视异见者为洪水猛兽而出言不逊，更不应该为既得利益者摇旗呐喊，但显然，他让人们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