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娄底市工程公司特困职工王典明的三个儿女齐上本科线，其中两个女儿考出了500分以上的好成绩。据估算，如果三兄妹全部上大学，需要再支付十多万元，这对于王典明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7月17日《中国青年报》）这条新闻，让笔者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计划生育。

　　我国是1980年开始提倡计划生育的，1982年3月13日，计划生育政策正式被列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按正常推算，现在参加高考的学生，大多应在国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出生的，王典明的三个儿女也不会例外。

　　王典明家庭的“特困”，是否与超生有关，笔者不得而知，但超生家庭出现贫困考生的现象却带来一个问题，即超生家庭贫困生该不该受资助。

　　曾有人撰文指出，对超生家庭贫困生的资助，容易在计划生育政策上给人以误导，是对不执行计划生育者的变相支持鼓励，超生家庭及其子女就该“自作自受”。也有人建议，资助贫困生勿忘计划生育导向，应集中有限的社会善款，优先资助那些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的贫困生。

　　应该说，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却忘记了一个基本道理：人权优于其他权利。每个人都无权选择自己的父母、出生、家庭环境，只要来到这个世界，就应享有作为一个人应具有的权利。因贫困接受资助，是这些贫困生的权利之一，他们不该因其父母的过失而受累及，被剥夺受资助的权利。就是说，虽然父母违反宪法“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负担，但我们不应搞“父债子偿”。资助寒门学子，不管他们是否为超生子女，不管他们是什么原因导致贫困，资助他们是无条件的。

　　同时，笔者也不认同资助这些学生就是鼓励多生超生的观点。对于有资助贫困生爱心的人来说，他们当然有权选择资助什么样的大学生，但社会慈善机构和捐资助学的组织者，不应搞超生身份甄别，这是慈善的本质决定的。更为重要的是，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计划生育能否落实，提高人的素质是关键。如果超生家庭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接受了先进的社会理念，他们应该会提高少生优生的自觉性，甚至劝阻其兄弟姐妹少生，并会影响乡邻的生育观念，这样的人多了，一个地方的生育观念也会得到改善。从这一点上说，超生家庭的寒门学子，更应受到社会资助与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