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孩子的父亲张建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其政治权利两年。

　　张建是北京市平谷区大兴庄镇鲁各庄村的农民，今年40岁，高中文化。在今天的庭审中，张建陈述了当天案发的经过。

　　案发前两天，小刚逃学，张建知道后，去平谷区的各个网吧找他，最终找到小刚，并把他带回家。回家之后，张建劝儿子好好学习，小刚不说话。

　　2006年11月11日早上，张建夫妇起床后劝儿子上学，但直到中午，小刚仍不肯去学校。张建又劝了几句，就下地干活儿了。

　　下午3时左右，张建正在地里干活儿，妻子突然把他找回家，说小刚要打她。“进家后，我又劝，他不听，还说要和我们断绝关系！当时我们的情绪都很激动。”张建说，当时小刚说要走，自己拦着他不让离开，小刚顺势从自家养猪场院内拿起镐把，说谁拦就打谁。张建当时很气愤，抢过镐把，将小刚打倒在地。

　　法庭上，张建再三表示：“我没有想打他哪，更没有想要把他打成什么样儿，等我打完了后，才知道我打的是他的头部。我看见他流血了，就赶紧用手机打110报了警。”

　　经鉴定，小刚因开放性颅脑损伤，当场死亡。家长和子女间的一次冲突，就这样以悲剧收场。

　　记者注意到，类似这样的案例近年来在全国已发生多起。一些农民或农民工因为望子成龙心切，渴望子女通过接受教育改变命运，却又因教育方法失当而酿成悲剧。如北京一农民工陶某因为10岁的儿子不写作业，打儿子直到累得打不动时才停手，致使儿子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

　　还有一个3岁的孩子，只因不肯识数认字，死在了父母的棍棒之下。去年5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孩子的父亲——河南来杭打工人员郑海现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浙江省青年研究会会长王曙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看起来这只是极端的个例，但却有普遍性，“与普通市民相比，他们希望孩子成才的心情更为迫切”。

　　“农民工正在成为‘棍棒教育’的高危群体。”王曙光说，农民工大部分来自偏远贫穷的地区，城市与家乡间存在的巨大反差以及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使农民工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但是，由于读书少，文化素质不高，农民工往往不懂得科学教育子女的方法，他们基本采取强压方式，要求孩子完全服从父母意志，稍有偏差，便打骂相加。

　　王曙光说，农民工多数是很疼爱孩子的，对孩子的期望很高，迫切希望孩子出人头地。但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是弱势群体，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情形时有发生，生活及工作中的不如意，在他们心中造成巨大的压力，也使得他们容易把压力转移到无辜的孩子头上。一旦情绪失控、控制失当，就会造成惨痛的后果。

　　今天上午的庭审结束后，此案的主审法官表示，由于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控制能力都比较差，因此需要社会、学校、家长各方对孩子采取适当的教育方式。“法庭在审理此案过程中本着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既考虑了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对违法犯罪人给予应有惩处，同时又为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对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二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抚养教育未成年人。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应当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全国律协保护未成年人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雪梅今天下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现在，有很多家长，受其知识水平等自身能力的限制，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缺乏科学的指导。他们没有意识到，当采用暴力管教孩子时，其实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张雪梅表示，家长一定要提高自身素质，教育孩子应运用科学的方法。本报北京5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