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万欠债中部分与该校资金使用方式有关，校长黄鹤称想以申请停办争取政府补贴或降低房租

^{1月13日，大兴行知学校的教室门口摆出了提前放假的正式通知。因欠债达50万元，校长黄鹤此前申请停办该校。本报记者吴珊摄}

　　□本报记者吴珊 闾宏 北京报道

　　■核心提示

^{1月5日，大兴区行知学校校长黄鹤向区教委申请，要求停办这所学校。这是北京第一所主动要求停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

^{黄鹤提出的理由是欠债过多，学校难以为继。但他承认，自己并不是真的想停办学校，只是想借此降低房租或要求政府给予一定补贴。}

^{50万的欠债中，除部分与房东收费有关外，也与该校的资金使用方式有关———该校支付的教师工资高出其他农民工子女学校一倍，并在网络和图书上投入数十万元。黄鹤认为，此举是为了保证农村孩子的教育公平。}

^{另一方面，黄鹤认为自己走的是一条“穷人办学道路”，欠债几乎不可避免，在推动学校的发展中，与媒体的合作是其筹集资金的一种手段。他告诉学生，下学期经费不足的问题就能解决。}

　　大兴区行知学校（以下简称“行知学校”）的命运再次走到停办的边缘。

　　1月5日，学校法人代表黄鹤向大兴区教委提出申请，要求停办这所为农民工子女办的公益学校。理由是，创办5年，累计欠债50余万元。

　　此后三天，该校果然因欠费被停水停电，老师们在烛光中批改完期末考卷，学生们提前放假。

　　这是北京第一所主动要求停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随后，央视、香港有线电视，甚至美联社等众多记者要求采访黄鹤。

　　这是黄鹤第二次成功地将媒体的目光聚焦到他和学校的身上。

　　3年前，黄鹤就曾主动与媒体联系，使得京城10余家媒体同时关注这所学校。当时，该校700多名师生被房东阻拦在校外，原因也是由于学校拖欠房租。

　　“欠费”是黄鹤设置在媒体面前的永恒话题，而制造新闻事件也成了他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途径。“我本来就在为社会做事，我遇到的问题需要让社会知道，也需要社会一起来解决。”黄鹤将办学“欠费”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办学经费中的结构性缺失”，也就是政府这方面具有实质性的支持还不够，“这不是行知一所学校的问题，而是农民工子女学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大兴区教委对“行知”历年欠费有完全相反的看法。

　　“行知学校的困难是内部经营不善，属于领导者的管理能力问题，如果管理者没有足够的实力，理事会应该考虑选更有实力的人来管理。”1月11日，大兴区教委副主任孙勇在办公室里对记者说。

　　双方观点的对持，将一个简单的“欠费”问题，推入到了层层迷雾中。

　　1年6次断水电

　　公益学校遇到的问题属于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应该交付社会来解决。

　　引发这次“停办”的表面原因，是一场黄鹤与房东间的水电费之争。

　　去年12月5日，房东李书通又来向黄鹤催讨水电费。

　　黄鹤已有3个月没有缴费了。

　　他向房东提出，水电费的收费标准不合理，要求调整，否则拒绝缴纳。

　　房东的回复同样坚决，如果1月8日之前仍未收齐费用，将断了学校的水电。

　　“现在电费的收取标准是1.5元/度。”黄鹤说，大兴区居民和学校用电平均为0.49元/度。2005年10月，房东又将1元/度的电费，上调到现在的标准。

　　于是，每到月末，黄鹤就会拖欠费用，以示抗议。抗议的结果是，房东果断地停了学校的水电。

　　在过去的1年多里，行知学校的学生有6次在没水电的情况下，接受教育。最长的一次长达一星期。

　　由于考虑到对学生上课造成的影响，事后黄鹤总会向朋友或是他熟识的企业借钱，来补交费用。但这次，黄鹤决定，不再退让。

　　他找来学校的顾问徐永光商量对策，最后一致认为，公益学校遇到的问题属于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应该交付社会来解决。

　　在房东停水电的前3天，黄鹤将一份学校停办申请书递送到教委，表明这所完全利用社会力量办学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已背负太多历史性债务，难以为继。学校出现赤字的第3条原因，就是过高的水电费。

　　另一个理由是房租过高。申请书称，“租赁合同多处有陷阱，行知学校无知签约，上当受骗……以致债务越陷越深。”在和房东签订的合同上规定，年租金为30万，且每年以2.5%到3%递增。黄鹤后来打听到，房东李书通从村委会租下这些房子时，年租金只要11万，才觉得房租贵了。

　　李书通并不认为自己的收费不合理。他现在提供给“行知”的校址有15亩地、3个院子。而原先供销学校只占地7亩，每年还要收取“行知”租金15万。之所以租金每年要递增，是因为地价每年在涨。

　　黄鹤说，他也真是再也借不到钱了，该借的朋友都借了，现在连他们的电话，都不好意思接。“这次是被逼急了，所以才会将问题推向社会。”

　　“赤字”主因

　　黄鹤对建立民工子女学校的要求是，桌椅门窗可以差点，但是网络、图书一定要达到公立小学的平均标准。

　　黄鹤想要告知社会的并不仅仅是学校付不起水电费，因为“行知”每月的水电费也就4500元。他更想让社会知道，学校5年来出现赤字的具体数额和生成原因。

　　申请书里，黄鹤共列举了5条造成学校巨额欠债的原因。但除了水电费过高，完全是由外部原因房东造成，其余4条原因背后都各有隐情。

　　它们的出现和黄鹤独特的资金分配和使用方法有关。

　　在学校历史性债务中，拖欠的教师工资几乎占到一半。

　　黄鹤给出的理由是，他支付教师的工资高，人平均为1450元，比其他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教师工资高出一倍。而支付相对高昂的薪水，是为了聚集一批优秀的师资力量。

　　据黄鹤介绍，他的师资队伍是在农民工子女学校中最优秀的，其中有博士1人，硕士2人，具本科学历的35人。

　　但是黄鹤也承认，收取的学费用以支付教师工资绰绰有余。那么形成赤字的真正原因是，学校的学费收入被用于建立电脑网络和图书馆。

　　黄鹤非常看重电脑网络对农民工子女的影响，认为这是改变他们农村身份，和享受城市教育的标志。他宁可借钱来购买电脑，也不愿花钱买一根新旗杆。

　　在行知学校的操场上，竖立着一根从废旧市场上买回来的旗杆。这是黄鹤找人，用废钢管一节节焊出来的，为此，他省下了9000元。

　　而他垫付10万元，建立了一个全北京公立小学中也少有的校园网络。他让学校的每一间教室里，都配有电脑，并连上网。

　　校园的网络设施是去年建成的。当初，有一家企业愿意捐赠20万，这只够建一个多媒体教室。但黄鹤认为，多媒体教室只会让电脑神秘化。

　　他想让每个学生随时能亲近电脑。

　　人手一台电脑是不现实的。黄鹤就在每间教室的一角，安置一台能上网的电脑。

　　“课余时，学生即使用它来玩游戏也是好的。”

　　在30万的预算前提下，黄鹤只得从他处“挪用”10万元。

　　学校图书馆也是黄鹤引以自豪的，它拥有学生图书4万册、教师图书3万册，“这和北京其他公立小学比，也属名列前茅。”学校图书馆有3间房，其中一间房的藏书，又让黄鹤花费了10万元。

　　而行知学校的桌椅门窗都很破旧———很多桌椅都是从旧货市场上买来，重新刷了层漆。

　　黄鹤说，自己对建立民工子女学校的要求就是，桌椅门窗可以比城市公立小学差。但是网络、图书一定要达到公立小学的平均标准，甚至有所超越。“这关系到农村孩子受教育的公平问题。”

　　在这样的教育观念下，2007年1月，黄鹤共拖欠教师工资23万元。

　　申请停办是一场“战斗”

　　他只字未提申请停办的事，只对学生们说，下学期就会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

　　在黄鹤看来，这次申请停办是一场“战斗”，“我这次一定要让不合理的费用降下来。”他承认，自己并不是想真的停办这所学校。

　　在1月14日的放假典礼上，他在讲话中只字未提申请停办的事，只对学生们说，下学期就会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

　　申请停办的目的除了要让房东降低收费之外，“还要把农民工子女学校办学经费中的结构性缺失这个普遍性问题抛出来。”

　　“看到停办申请时我很惊讶。”1月11日，大兴区教委社会教育科科长张香坦回忆，但她也知道，黄鹤并不是真想停办。

　　1月8日，媒体报道此事后，市教委的主要领导要求形成详细材料上报。分管的教委副主任孙勇立即约见黄鹤。

　　“听说石景山区教委开始试行给公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每人每学期200元补助的政策，不知我们大兴区有没有可能……”1月9日下午，在介绍了学校的情况之后，黄鹤开始跟孙勇“摊牌”。

　　黄鹤说，无论是房东降低费用还是能争取到每人200元的补助，都能让行知活下去。但是，让他失望的是，这一“话题被孙勇岔开”。

　　“教委会密切关注，帮助协调解决。”孙勇的回答很谨慎。他说，大兴区的4.6万农民工子女，公立学校只接收了1.8万，其余都分布在全区34所农民工子女学校里，其中还有22所属于未审批待规范学校，教委在这个领域的任何动作都将带有导向意义。

　　而且，在他看来，大兴区另外两三所由民营企业家投资兴建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像海迪学校、金豫陈学校等，是比较好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投资和管理模式。

　　“农民工子女学校要参照公办校标准办学，土地权属和资金来源问题必须解决，股份制可能是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但在黄鹤看来，民营企业家办校作为个案可以存在，但是难以在农村推广。而且，“有了民营企业家股东，教育自身的独立性也被破坏了”。

　　“难以避免”的欠债

　　他的办学模式是，先借最少的钱用于办学，然后去找捐资，如果捐资一旦不稳定，就要去借更多的钱。

　　黄鹤说，他摸索的是一条“穷人办学道路”，欠债几乎是不可避免。

　　从办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欠债。他的办学模式是，先借最少的钱用于办学，然后去找捐资，如果捐资一旦不稳定，就要去借更多的钱。

　　“我以前也尝试过先筹资，再办学的，但走不通。”黄鹤在青基会工作了之后，才改变办学思路。那段时候，黄鹤和青基会副理事长徐永光一起做希望工程。他发现大多捐资方在确定捐资前，先要看到一个可行性方案。

　　这让黄鹤很受启发。“我知道了钱从哪儿来，怎么来。”2001年，黄鹤向南京一个校长借了2000元，办起了一所棚鹏农民工子弟学校。它是行知学校的前身。

　　学校设在北京一个叫黄土冈的旅馆里，租了7间房。

　　2000元，一部分用来支付租用房间的定金，另一部分就买一些教科书和文具，一个简易的学校就形成了。“之后缺的钱，就再找人借或找人捐。”而如果捐方出资情况有问题，学校就要经历波动。

　　2004年“行知”拖欠房租，最后700多名师生被房东关在校外，就是这样发生的。

　　当时黄鹤租用北京供销学校的校舍，签约时付了1万，其余款项日后陆续交付。

　　在签约时，黄鹤原本得到徐永光承诺，青基会在2004年会给“行知”一笔资助，“所以当时，我很放心。”但那一年青基会出现人事变动，黄鹤不能按时得到钱款。当时学校欠房东7万元。

　　在房东下达最后催款警告后，黄鹤只好从35名老师那儿借来4.1万元，使得房东暂缓了交款日期，才得以度过难关。

　　媒体“合作”策略

　　房东李书通认为，黄鹤将事态扩大就是因为筹不到钱了，在媒体的关注下，对于他筹资是有利的。

　　黄鹤说，“行知”发展到今天，有了1200名师生，被评为“北京市民满意民办学校”，背后徐永光给予了很大帮助。

　　当黄鹤还在黄土冈旅馆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徐永光就带来一个美国的慈善组织，到黄鹤的学校里开董事会，“他总是会把各种资源嫁接给行知。”而且，徐永光还让黄鹤明白，如何利用媒体来推动公益事业发展。“不是所有媒体我都接受采访的，比如美联社要求采访，我就拒绝了。”黄鹤说，“因为它不能推动行知的发展。”2004年5月26日，“行知”被房东封校事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最后惊动了北京的政府官员，也是黄鹤和北京媒体合作的结果。

　　5月23日周五晚上，黄鹤答应将房款交付房东。但上海东方电视台的记者希望黄鹤能在周一去交房款。这样他们能拍到学生进出校门的镜头。

　　黄鹤也就答应了。

　　之后，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记者问黄鹤，房东是否真会封校门，如果封了，他将多找些媒体去报道。黄鹤说，可能会吧。

　　周一，北京的媒体记者比黄鹤还要早到学校。房东看见那么多记者，就将学生和记者都拦在校门外。这场封校事件一直持续了三四个小时。最后，北京市某政府官员出面，才使得学生能进入教室。

　　黄鹤说，这次“行知”停办事件，央视记者也来了，拍摄了一个多星期。黄鹤那一星期就陪记者们四处采访。

　　房东李书通认为，黄鹤将事态扩大就是因为筹不到钱了，在媒体的关注下，对于他筹资是有利的。

　　“以校养校”理想

　　“即使这个行知死了，会有第二个行知很快再建起来，这叫凤凰涅槃。”“递交停办申请，这是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1月11日晚上，黄鹤走出积水潭地铁站时，长吁了一口气。

　　他知道，这么做也真有被停办的风险，但他对未来胸有成竹。

　　“即使这个行知死了，会有第二个行知很快再建起来，这叫凤凰涅槃。”他走向小西天，去年11月初刚刚成立的“心之光家政职业学校”的办公室就在这里的一栋写字楼里。

　　1月4日，黄鹤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花了两个小时写下了那份关于行知学校的停办申请。他敢于向区教委递交申请，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职业学校。

　　在他的构想里，全国家政服务业的市场有2000万个职位缺口，是个基本无风险的行业。他的心之光家政学校，搞得好的话一期可以招收500个学员，一个月就是5万，一年就是60万。两年后，“心之光”将进入盈利阶段，以此反哺行知学校，将可以稳定地解决后者的办学经费缺口问题。

　　对于眼前的危机，教委提出的意见是与房东“妥协”。1月15日下午，大兴区教委副主任孙勇建议黄鹤草拟一份给房东李书通的说明，承诺与李书通的租赁协议依然有效。

　　黄鹤当场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在紧密筹备另外一个计划：向农业部、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工委和大兴区政府递交4份关于这次学校停办事件的情况说明；同时，在一个英国律师团的代理下，将支付了水电费却仍旧停水停电的房东李书通起诉到大兴区法院。

　　黄鹤现在并不急着打电话给房东，协商恢复水电的问题。他更着急如何筹措50万元欠债。他始终相信自己还是能筹到这些钱。

　　2月4日，央视将有一个慈善晚会，黄鹤是被邀请的嘉宾之一。场下，有各大企业的老总。

　　那天，黄鹤有一段讲话时间。他已经为此在进行准备。

　　如果房东还不恢复水电，黄鹤将在会上述说停水电的始末。

　　“我相信，钱是能筹到的。”

　　■特写

没有水电的日子

^{1月14日，因为断水断电而提前到来的放假典礼。黄鹤在讲话中对申请停办只字未提。本报记者吴珊摄}

^{1月14日，大兴行知学校千余名学生举行本学期最后一次升旗仪式。}

^{九年级的郭少欢指着自己的家乡河北。行知学校的学生们来自全国各地，每个班级墙上都有一幅这样的地图。}

　　从1月9日开始，断水断电打乱了行知学校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宿舍和教室没了灯光，食堂没了做饭用的自来水。

　　大锅饭也变成了小灶，因为电炉大炒锅没法用了，便改用烧煤气的小锅，这样，一锅菜变成了数十锅，把厨师们忙活得够呛。

　　校车也有了另外一项用途，去附近村子老乡家里拉水，每天两次，每次七八十桶。

　　期末考试提前了半个多月，印考卷的打印机搬到了食堂，从外面老乡家接进一根电线，用老乡送的几度电打印一万多张试卷。考试的铃声也改为吹哨。

　　快放假了。老师们两三月没发工资了，大家有点着急。食堂里的伙食越来越素，有时晚饭要啃冷馒头。王昭老师偶尔会和同事们出去吃个酸辣粉，每份三块钱。

　　“老师们也都很希望学校经常性财政赤字的状况有所改观，但是不知道申请停校的做法是否有效。”常务副校长石五林说，老师们听到递交停校申请的消息后，有的忍不住哭起来。

　　“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到现在这么大的规模，我们总觉得不可能就这样停了。”让九年级一班的学习委员郭少欢担心的是，和往届初三一样，下半学期同学退学返乡高峰的到来。他说，今年只有20多人预交了学费，班上另外20人可能都要回老家。

　　班主任张洪芹也已经开始为毕业班学生们的去向操心。她知道下个学期“流失”的学生会非常多，七年级的三个班，到八年级变成两个班，到九年级，又合并成一个。她提醒学生们开学时去参观她帮着联系的一所职业学校。

　　学生王坤决定下学期就回河南郸城了，家乡也在郸城附近的陈坤伦、张杰也在考虑回到县里的中学读初三。

　　回去读是因为行知学校的中考成绩公立学校不认，在北京读高中也不能参加高考。这里学习抓得并不太严，课本和家乡的也不一样，王坤和伙伴们有些担心自己回县中之后能否跟得上进度。

　　学生朱大强则想留在北京当兵。山东德州的滕召洋，想去班主任介绍的职校看看，他喜欢电脑，想学编程。

　　在同学们看来，有好去处的是任怡，她本想转学黄村三中，但是要交一万块的借读费，她的父母觉得有些不值。但同意她去北京的少年宫报个音乐和英语班，学习和文艺都很优秀的她，理想是做个主持人。

　　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有的在北京卖菜，有的开出租，有的是装修工，有的开小卖部。“我们和父母那一代应该不一样，”他们说自己的思想更先进，见过更多世面，经历丰富，上网，有文化，对生活有更高层次的想法。

　　因为没水没电，1月14日学校提前半个月放假了，王坤提议找班主任张洪芹合影留念。张洪芹专门换了件蓝呢大衣，在门口陶行知的“爱校爱国爱天下，做人做事做学问，教学做合一”的校训影壁下合影。

　　再过几天，王坤等四个来自河南周口的同乡也要一起坐火车回家了。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是，他们买不了半价票，因为学校的学生证火车站不认。

　　其实，留守的学生们比没水没电更担心的是，老师会因此离开。

　　在学生王坤的印象里，初中时曾经一个学期就换了五六个班主任，而每学期近一半的老师离开学校成为经常现象。

　　本报记者吴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