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女主人是一个富裕家庭的独生女，在父母的资助下，刚刚30岁就拥有一座5层的公寓、一个颇大的停车场和一家饭店。

　　她事必躬亲，白天还能照料孩子，晚上就无暇顾及了。于是，每晚7时到9时，我便成了4岁的一郎和2岁的樱的保姆。工作是带孩子吃一顿饭，然后到户外散步，讲两个故事，帮他们洗澡并安排入睡。

　　一开始，孩子们对我充满敌意。4岁的一郎活脱脱已是一个典型的日本男人，总想支使人、欺压人。在他眼里，我和樱都是弱者。

　　吃饭时，他把自己的饭菜放在一边，非要抢妹妹的。我帮助樱，他就连我的那份也一并夺去。女主人对我的告状总是无动于衷，她扬起细眉，轻描淡写地说“一郎是男孩子，自然要厉害些。只是樱要教育一下，女孩子也敢和哥哥打架！”

　　在她的纵容下，一郎简直无法无天。有一次他把妹妹按在浴池里，樱差点被憋死。气得我进房操起一把玩具刀，大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一郎一下子愣住了，旋即又高兴起来。从此，聪明的一郎和樱便学会了这首唱起来让中国人热血沸腾的歌，还会表演给女主人看。以后，一郎一做坏事，我便操起刀大唱，他也就老实了。

　　孩子总是天真的，不久我就和两个孩子成了好朋友，我们3人常常手拉手在街道上散步。尽管一郎还是改不了他的大男子主义，但他现在充当的角色是保护者而不是压迫者了。

　　让人难堪的是他们的母亲，那位看起来十分文静、美丽，说着满口敬语的妇人。

　　一进入这个家庭，我就体会到钱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日本人的确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吝惜钱的民族。为了钱，他们白天黑夜地拼命干；为了钱，他们千方百计地拼命省。

　　一次，女主人动了大手术。术后第二天，我带着一束鲜花，骑了半个多钟头的脚踏车去医院看她。只见她躺在床上，脸色惨白，手上吊着点滴瓶，腹部开了一条好长的刀口。她看见我来，感动得哭了。当时家里、店里请了好几个临时工帮忙，她觉得花费太多，第四天便离开了医院，连伤口上的线都没拆掉，就开始到店里忙碌起来了。好几次，她差点昏倒在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