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考察一年的文学收成，主流期刊依然是基本田。虽然随着图书出版势力的强盛，文学期刊的“地盘儿”在逐渐缩小，“原发权威”在逐渐减弱，但也正是在每年近千部长篇小说出版、研讨会层出不穷的泡沫挤压下，主流期刊这把“筛子”不可替代的价值愈发显示出来。特别是，要看中短篇必须看期刊，要看非偶像级的新人，必须看期刊，要看尚在端倪中的探索苗头和问题倾向更必须看期刊。通过较全面地考察期刊，也可以敏锐地把握文学生产的整体格局和各部分的变化：哪里开新局，哪里呈败相，哪里良田废弛，哪里野草丛生。

　　自2004年起，我们“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对《收获》《当代》《十月》《花城》《大家》《钟山》《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山花》《萌芽》等十个刊物发表的小说进行了逐篇的研读和评点，推荐作品辑成《2004年最佳小说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本年度，我们进一步扩大了点评刊物的范围，同时，通过对各种选刊和长篇小说版的考察，保证了覆盖面的基本完整。在推荐标准上，我们力图将“经典标准”和“年选标准”在统一的基础上分出层次——精选的作品大都为在思想和艺术上表现出色的成熟之作，而对于在某方面或有不足，但特别能代表本年度文学动态或在写作新样式的尝试上值得关注的作品，也列入选本，并在点评文字中陈明推荐理由、点出存在问题。希望以这种方式，既为读者提供一个具有较强可欣赏性的读本，同时也能从专业批评的角度呈现文学发展动向，为未来文学史的写作留下一套更具参考价值的索引。

一

　　与2004年长篇乏力、中短篇出彩的状况相反，2005年小说给人的印象是中短篇缺少力作，而长篇收获甚丰。

　　《收获》篇首的“长篇小说”栏目一直是备受文坛关注的重点栏目。2004年此栏目因推出的小说大都为“影视同期书”一类的畅销作品而广被读者诟病，2005年则局面大改，推出的几部作品——贾平凹的《秦腔》（第1、2期连载）、东西的《后悔录》（第3期），毕飞宇的《平原》（第4、5期连载）、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第6期），不但对于作家而言具有转型、突破或总结性的意义，在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称得上是重量级的作品。在一年之内集中刊发这么多力作，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收获》一向自期的“中国当代文学简史”的定位——这也许是对年末远行的巴金老人最好的致敬和安慰。

　　贾平凹的《秦腔》被推出后，立即得到评论界的高度评价，被称为“一部书写当代中国农村具有史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当代中国乡土写作的重要界碑”，它的出现寓示着“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但也有人提出批评，认为《秦腔》是一部“形式夸张、内容贫乏的失败之作，是贾平凹小说写作的又一个低谷”（李建军：《是高峰还是低谷——评长篇小说<秦腔>》，《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无论是称赞还是批评应该说都切中了这部作品的核心特征，就是它的矛盾性和混沌性。对于正在发生巨变、只知其必然衰落不知其如何新生的故土生活，贾平凹在理性认识和情感把握层面都充满着痛苦感和无力感，如他在《后记》中所说：“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骂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与之相应，贾平凹在写作手法上也发生了变化，主动放弃了知识分子阐释和言说的权力，叙述人从作家夏清变成了半癫的引生。在叙述上，他拒绝以明确意识形态观念支撑的“宏大叙事”，而是采取所谓的“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 叙述上不分章节，无大起大落的情节主线，甚至少叙述，多描绘；语言上尽量回避不属于乡土的表述，充分口语化，以此来呈现乡村生活的“原生态”。这样的写法贾平凹在写作《高老庄》时已经有意识地采用，到《秦腔》算是阵容整齐。它突破了已经“没法套用”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呈现了生活本身的无序庞杂，加之贾平凹丰厚的农村经验，深厚的写作功力和浓厚的故乡情感，使《秦腔》成为一份厚重可感的记录中国转型期农民生活、情感的档案，甚至可以作为同一时期有关农村问题研究著作的文学样本来阅读——其“文学史料性”价值应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这样一部作者在充满困惑的状态下以观察者的身份“记录”下来的作品，是否可称为“史诗”还是需要存疑的。

　　另外，《秦腔》在写作手法上的变化虽然有着充足的必要性和启发性，但是否都成功也值得商榷。比如，小说以引生为贯穿全篇的叙述人，叙述视角却经常突破第一人称限制而跳成全知，虽有一些补台措施也仍有“穿梆”之处，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没弄好”？有人提出，《秦腔》出版时最好配一个人物表，因为小说人物太多容易搞混，这是否说明人物刻画还欠精到，素材选取还欠提炼？取消长篇小说惯常所需的一些叙事元素，让无数的细节杂陈缠绕在一起，很多场景完全靠对话搭建，这种写法不管是否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学乔伊斯，到底是否成功？是否必要？不可否认的是《秦腔》确给不少读者带来阅读疲劳，以致有“硬着头皮读《秦腔》”的抱怨。《秦腔》的这种“密实”的写法也被认为是上承《金瓶梅》和《红楼梦》的风格，甚至被认为是延续此类风格的当代经典。但即使跨越时空，《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可读性仍比《秦腔》强得多。对照经典，《秦腔》的不足更能显现出来。比如，同是写“不知谁该负责的悲剧”，比之曹雪芹的顿悟苍茫，就见出贾平凹的混沌茫然；同是写“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比之《金瓶梅》的遍地鲜活，就显出《秦腔》的时有烦碎。

　　当然，这并不妨碍《秦腔》仍可称为本年度最为厚重的长篇力作，在贾氏个人的创作史应是一座里程碑，在当代文学史中也将占有相当地位——只是较准确地判断其价值和影响恐怕还需要时间，尤其需要脱离研讨会的语境和可能存在的批评定式。

　　《平原》是以写中篇著称的毕飞宇精心打磨数年拿出的新长篇，是具有标志性的转型或称跳跃之作。其跳跃性首先表现在格局的开阔，如果说《青衣》《玉米》等中篇像在窄巷中兜转，《平原》恰如在一马平川之地阔步。毕飞宇以前的小说阴气盛也以写阴气胜，《平原》则多了不少阳刚之气，端方这个成长中的男人形象在平原上站立了起来。小说人物多了，局面也就更开阔复杂，并且涉及知青问题、乡村知识分子问题等诸多宏大命题。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毕飞宇仍显出力不从心。或许他那擅写蜗角之争的笔更适合细剖超时代的伤害、权力之争和人际关系，深入到70年代中国政治文化这样庞大而具体的命题，刨根挖土，则显得过于尖细。长篇的主体是结构，毕飞宇在这方面的跳跃恐不能算太成功。《平原》的节奏是前慢后快，开篇足足用了2000字写割麦子，结尾却又仅用2000字交代一系列关键情节。这样的节奏安排让人感到不均衡，那种戛然而止的结尾太像中短篇。小说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但是他们的故事彼此之间缺乏更有力的纠结和更有机的联系，以致让人觉得他们尚生活在各自的中短篇里。不过，通篇读来，小说既舒展又浓艳，不少段落和细节确实无可挑剔。这样精致耐读的长篇在近年的创作中是难得一见的，只是在毕飞宇个人的创作序列中，其绵延性或许仍大于跳跃性。

　　东西的《后悔录》以荒诞的笔法叙写中国人半个世纪以来非常态的“性史”，无论从主题到写法都是一部颇有雄心的作品。最值得关注的是小说的叙述方式——由一个执迷不悟的傻瓜认真地讲述这一辈子所做的后悔不迭的傻事。这样的叙述方式自然令人想起艾萨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在认真的语调背后，是滑稽的场景，这一表一里自然构成反讽效果。但与辛格相比，东西显得缺乏俯瞰的视角和悲悯的态度——这或许正是他的追求，以表达对人类智慧的嘲讽，也显露了当代人更悲观悲凉的心态。但这至少给写作带来了极高的难度，那个“倒霉蛋”主人公总是在重复一个模式：一错再错，悔了又悔，却无力逃出窠臼。这构成小说发展的动力，也形成了语调和逻辑的惯性，从头到尾都在一个平面上滑行，无论是立意还是叙述都没有变化。尽管东西的描写颇具质感，语言也相当幽默，仍然令人难以摆脱阅读疲劳。或许以中篇的方式进行这样的写作尝试胜算更大一些。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也是一部追求史诗性的作品。小说分“清晨”“正午”和“黄昏”三个部分讲述了原始游牧民族鄂温克族在近一个世纪内的生活历史，哀叹在强大的现代文明的蚕食和侵吞下，这样一片“自然最后的栖息地”的丧失。小说具有迟子建一贯的散文化特征，一些章节如诗如画，如歌如颂。不过，对于一个原始民族“异质性”生活的展示，需要作家对这片土地的灵魂具有某种“内在性”的把握——这在阿来所写的“藏族故事”（如下面要谈到的《天火》）可以一定程度地见到，但却是与鄂温克族的生活缺乏“血缘性”关联的迟子建难以具有的。于是，在整个叙述中我们不可避免地感受到某种“文化外位性”，这使得这部小说虽然充满了符合现代人想象的“原始风情”，但缺少这片森林孕育的“原始灵性”，于是也使小说的“史诗性”追求缺少一种内在的魂魄。当然，在迟子建个人创作系列中，这是一部具有全面挑战性的突进之作，值得重视。

　　继《随风飘散》（《收获》2004年第5期）之后，阿来又在《当代》发表了小长篇《天火》（第3期），构成长篇小说《空山》（人民文学社2005年5月版）的两个部分，据称它们将是组成“机村传奇”六个花瓣之中的两枚。由这些新作阿来开始正面进入历史，它们将从不同的角度书写川西北藏区的历史在当代的变迁。小说的两大主角是“天灾”和“人祸”，在阿来看来，“天灾”（即天火）是可与原始的藏族文化共生的，而“人祸”（以“文革”狂热代表的“心火”）则是具有毁坏性的外来现代文明——从中可以明确读出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相对于《尘埃落定》的唯美传奇性，《天火》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现实介入性，阿来终于尘埃落定，由空灵飘忽变得可触可感，但在鲜明的同时也显出了其思想观念某种程度上的单纯。比如，对于藏族文化的理解，阿来似有本质化的倾向，在他笔下，藏区生活原有的一切都是自然的、自足的、美好的，人性的，而外来文明则是疯狂的、侵犯性的、“大一统”的、毁灭性的。如果说当年阶级翻身的主流叙述具有严重的遮蔽性，这样“再翻过来”的叙述也难免“单面化”。不过，从“天灾”和“人祸”的角度切入，处理世道的转换、人心的变迁、文明的冲突这样庞大的命题，实在需要巨大的才能，阿来直挑的勇气令人钦佩，而且处理得颇见功力。他的艺术才华也在这部小说中充分地显示出来，写天火之狂野足见其驾驭能力，写“心火”之狂燥足见其分寸耐心。让人确认，阿来不愧为一位优秀的作家，虽然较之诗性的才华，其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或许还稍逊一筹。

　　杨志军的《藏獒》（第5期）也是《当代》本年度重推的一个长篇。可以看出，这部小说是和上年度风行一时的《狼图腾》摽着一股劲儿来的，小说的“中心思想”也和时下流行的“狼文化”和“狼崇拜”摽着一股劲儿：“狼一生都在损害别人，不管它损害的理由多么正当，藏獒一生都在帮助别人，……藏獒的一贯做法是见义勇为，挺身而出。”这种观点或许更得人心，但与《狼图腾》相比，《藏獒》的艺术水平更有不如，语言和细节上都存在问题，难以撑起小说想要表现的刚健气派和宏大主题。

　　《当代》第6期还推出了史铁生的新长篇《我的丁一之旅》（节选）。继《务虚笔记》之后，作家再一次把他对生命的多年思考沉淀在小说之中。性与爱，灵魂与肉身，绝对理想的追寻与现实的命定，诸多《浮士德》式的本质化追问与华丽的句子相得益彰。惜乎文气时强时弱，这大约也是作者以病弱之躯进行强大的精神探寻和漫长的文学之旅必然产生的力不从心所致，善读者自可从中感其真味，而不必求全责备。

　　本年度《当代》另两部值得关注的长篇是楚荷的《苦楝树》（第2期）和王华的《桥溪庄》（第3期）。这两部长篇都出自“基层作家”之手，在《当代》杂志一向注重的“直面现实”的传统方向上有所推进（具体分析见下节）。

　　《钟山》第3期的“女作家专号”推出了王安忆的新长篇《遍地枭雄》。近年来，王安忆的创作遭遇“瓶颈”，从此篇看来，仍未见突破。而且，在本年度长篇丰收的映照下，其衰微之象更让喜爱她的读者感到担忧。第4期刊发的朱辉的《白驹》倒是一部耐读的长篇，虽然故事和写法都不新，但笔法圆熟，文气终篇不散。

　　《十月》《收获》《作家杂志》《小说选刊》等杂志的长篇版都推出了不少作品，但与原刊发表的长篇相比，质量明显有差。其中，值得推荐的是蒋韵的《隐秘盛开》（《十月长篇小说·芒种卷》。小说探讨的是一个古老的主题：爱情能不能成为一种信仰？并通过三个发生在不同时空的故事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七七级大学生潘红霞一生坚守隐秘的爱情，无怨无悔；乡村姑娘拓女子以命相博，不屈不挠；“现代女子”米小米在生命绝处因爱重生。特别是潘红霞踏着荆棘奔跑的圣女形象令人感怀。小说有一种强大的抒情力量，沉静内敛，却势不可挡，让人感到主人公们对爱情的信仰绝非简单的纯情，而是心中圣火的燃烧。这样一种久违的浪漫叙述，对“古典的爱情原则”理直气壮地坚守，使这部作品在当下的出现如同异数一般，像一枝遗世独立的玫瑰，在人们心灵的深处隐秘盛开。

二

　　近两年，当代创作中陆续涌现一批表现底层人民苦难处境的作品，2005年以来，“底层”问题成为了当代文学最大的主题，翻开文学期刊，到处可以见到“底层”的影子。年末，《人民人学》接连重推了两部有关农民工题材的作品：陈应松的《太平狗》（第10期，中篇）和罗伟章的《大嫂谣》（第11期，中篇），并配发编者按，由此也显示出“底层叙述”不但已经从一种“冷门叙述”，变为一种“热门叙述”，也开始从一种“异质性叙述”，变成为一种“主流性叙述”。然而，如何讲述“底层的故事”，也随之变为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基本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问题上，已经有一些需要警惕的苗头倾向暴露出来。《太平狗》和《大嫂谣》虽是同样被杂志重推的作品，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可引为比较的对照性差异。

　　陈应松是最早参与开创这一轮“底层叙述”的重要作家之一，他于2004年初推出的中篇《马嘶岭血案》（《人民文学》第3期）曾在文坛引起强烈震动，也是本论坛在上年度选本中重推的一部作品。其新作《太平狗》原本引人颇高期待，但读过却让人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该作对城乡对立模式的热衷，遮蔽了对两者关系复杂性的深刻体察，“穷人绝对正确”的非理性逻辑，则使作品止于快意。如果说《马嘶岭血案》的成功在于作者立足于“文学是人学”的悠久传统，在现实的情境中展现知识分子与农民隔膜的可悲，在城乡、阶层复杂的对立中探究人性的黑暗，在隐忍和节制中传导仇恨的积累和爆发，这样的具体性、平衡感和控制力在《太平狗》里都不见了。作者似乎急不可待地要将“底层”惨烈的苦难体验淋漓地展现出来，自始至终都在拼全力狠写，但每一个情节的出现都显得根基不稳。脱离了上下文语境的苦难显得抽象化了，不断追求冲击力的结果更是使读者神经麻木。小说有明显的寓言化追求，看得出作者力图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更上一层楼”，但这样的追求并没有达到形而上的深度，反而使人物和苦难都不可信。以这样一种急切、简单、片面的方式“关怀现实”，实际上已经偏离了现实主义的主旨。

　　继《太平狗》之后推出的《大嫂谣》写的同样是“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故事。与《太平狗》不同的是，作者没有采取表面极度悲愤实则难免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而是将农民工放在普通人的位置上，将心比心，细致地描写他们的生活和情感，于是，人物形象比较丰满，也较为可信。从塑造形象入手，注重人物的独特性、丰富性，使“大嫂”与当下许多民工题材小说中那种一味惨兮兮的扁平人物形象区别开来——她是“这一个”，而不是“这一类”，正因为她是“这一个”，才能真正有力地代表“这一类”。《大嫂谣》在叙述上也存在着平白简单的问题，一些议论甚至可说太过直白，但在平白的背后有诚恳，这就使简单显出朴素。它与《太平狗》的真正差别，其实不在认识深度上，也不在叙述方式上，而是在感受方式和写作态度上。

　　关于底层的问题本年度在理论界也是一个被热烈讨论的话题，有学者敏锐地提出关于“人民性”的继续建构及“新人民性”的出现等问题，这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些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对“左翼”传统、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发扬以及现实主义原则如何深化，如何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获得新的思想和艺术发展动力等一系列深层问题。具体到文学创作来说，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是“文学如何底层”，更是“底层如何文学”？比如，如何把握“真实性”与“虚构性”的关系、思想主题与细节经验的关系、“典型人物”与“类型人物”的关系等。不过说到底，与社会民主、平等、公正等原则相关的“底层叙述”首先需要的是诚恳和朴素。如果因题材引人和“政治正确”使“底层叙述”成为作家更好的“入场”捷径，从“为底层说话”到“拿底层说事儿”，会令人对整个底层叙述的可靠性产生怀疑，这是后来者需要警惕的，想必也是有违先行者初衷的。

　　其实，以《人民文学》这样的“皇家期刊”为窗口来考察底层创作的动向未必准确。纵观近两年来有关“底层”的文学创作，每个时段最有突破性的作品更集中于素有“直面现实”传统的《当代》。

　　《当代》2004年第5期推出的《那儿》（曹征路）就是复活左翼文学的传统，正面书写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遭受的压迫和反抗。此前，向本贵的《农民刘兰香之死》（2004年第1期）和宋剑挺的《麻钱》（2004年第2期）也秉承“五四文学”开创的写实传统，毫不回避地揭露了“三农问题”之下农民所陷入的绝境和农民工所受到的赤裸裸的剥削。本年度《当代》发表的这一脉络的作品不再具有如此鲜明的异质性和反叛性，而是转入了文化和情感层面的细描。《苦楝树》（第2期，楚荷）和《桥溪庄》（第3期，王华）两部长篇都在这方面有所开掘，前者写的是失去工厂的工人们的心理失落，后者关注的是在污染了的土地上挣扎的农民的精神伤痛。在各种社会发展方案争论不下、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今天，关注底层的作家未必能给“说法”、找出路，但这种大面积存在的失落、伤痛却正是文学该表达的，这也正是《苦楝树》、《桥溪庄》这一类作品的可贵之处。

　　这两部长篇都属于“自由来稿”，发现、发表这样的作品，想必费了《当代》编辑不少苦功。这种从基层发现作者、培养作者的传统已被不少杂志编辑放弃了，正像“下生活”的传统已经被不少“成名作家”放弃了一样。“基层作者”在意识观念和艺术训练上往往多有不足，这两部长篇或寒俭或青涩，在语言和结构上都有缺憾，《桥溪庄》尤显单薄。但是，它们提供的现实生活的新质，却是许多寻求“美学脱身术”的“成名作家”们没有发现、无力表达的。这种内容、形式“分两路跑”的局面提醒人们不得不反思当年文学变革将“写什么”和“怎么写”分离所造成的后果。

　　在“成名作家”中，本年度关注“底层问题”并拿出最突出创作实绩的当属刘庆邦。年初他就推出了一系列作品：《卧底》（《十月》第1期，中篇）、《福利》（《大家》第1期，短篇）、《鸽子》（《人民文学》第2期，短篇）、《车倌儿》（《当代》第2期，短篇），全部是有关矿工题材，使人看到他多年的积累和一年的深访（刘庆邦把2004年作为他的生活年。这一年他去家乡和一些矿工生活了一段时间，补充了新的生活素材）所积蓄的热量，终于如岩浆一般喷发出来。

　　这批作品延续了刘庆邦惯有的两种写作风格：酷烈和温情。《卧底》赤裸裸的残酷、《福利》黑漆漆的“幽默”令人不由倒吸一口冷气；而《车倌儿》中踏踏实实的温情、《鸽子》中带有浪漫色彩的明媚又多少让人舒了一口气。这一“冷”一“暖”构成了刘庆邦小说世界的两面，值得称道的是，他把这两面分得很开，不做廉价的调和，写“冷”写得冰寒入骨，写“暖”写得贴心透腑。要考察刘庆邦一个时期的创作必须同时看他两路作品，它们一如深井，一如天窗。也许有人觉得这显示了刘庆邦的分裂和单一，其实这正成就了他的深邃和阔大。试想，若无那份对暖意的企盼，又何来深入地狱一捅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刘庆邦堪称当今少有的对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贯彻得最彻底的作家之一。

　　从艺术上看，《车倌儿》一类的作品承袭了刘庆邦一贯的精巧细腻的风格，而《卧底》一类的作品则显得粗砺甚至不乏粗糙。这到底是仓促所致，还是作家现阶段的创作追求？相比过去作品中那种经典化、美学化的倾向，他最近几年的小说题材更为原生，显示出一种脱出经典、接近生活本身的不懈努力。比如，《卧底》新闻体的因素加强了，甚至有些纪实报道的风格。比起前几年的《神木》，其对人性黑暗的揭示少了几分“人类的共性”，多了几分“此时此地性”。应该说正是生活本身的丰富，再次撕开了他创作的一角，增加了其重量和厚度。也正是生活本身的酷烈，使这位矿工出身的“短篇王”没有掉过头去，寻求“美学脱身术”。

　　此外，《上海文学》本年度继续连载的老作家杨显惠的系列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自2004年第4期起连载），仍值得格外关注。《定西孤儿院纪事》是杨显惠继《夹边沟记事》之后推出的第二部纪实性系列小说。小说所记的“定西专区”是中国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作者在大量原始素材的基础上通过筛选、剪裁、嫁接和必要的虚构，创作出一个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纪实性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以纪实的态度、文学的形式直面书写这段“大饥荒”历史的，这应该算是第一次。这个系列小说不仅在题材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在艺术上也颇具功力。在近年来陆续大量出现的“苦难叙事”中，这样既直捣人心又讲究技巧的力作直如凤毛麟角——这一方面显示了杨显惠创作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也为当下题材的“底层写作”树立了榜样。

三

　　相对于长篇的成果丰硕，本年度的中短篇虽显薄弱，但仍有一些值得称道的佳作。

　　严歌苓的《吴川是个黄女孩》（《上海文学》第6期，中篇）堪称是本年度最打人的小说。小说写的是一个自幼被母亲遗弃、侨居芝加哥从事色情服务业的大陆女人的漂泊哀伤。严歌苓将沉重的大陆经验和“十年一觉美国梦”的海外经验消化贯融，吐出跨越时空的生命之痛的蚌珠。小说写得底气十足，冷峻紧凑的笔调贯彻始终。无论从严歌苓自己的创作而言，还是从海外华人创作和女性创作而言，这都是一篇难得的力作。

　　王瑞云的《姑父》（《收获》第1期，短篇）也是一篇力透纸背的作品。小说写的是极左思想对一个无辜的人的可怕摧残，主题延续了八十年代“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脉络，笔法也是经典现实主义风格，一笔一划都中规中矩，却有一种单纯之美，其精准、扎实的写实力量深深震动了读者。这样的主题和写法在大陆基本上已被认为过时了，或许因为作者久居海外才得以保留。统观本年度的中短篇小说，论综合水准，能超过《姑父》者不多。作者自称在海外研究的是西方现代美术，以最传统最经典的写实笔法来进行小说创作是其经思考后自觉的选择。这或许可以促使我们对文学“守成”与“趋新”的关系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这两篇内蕴深厚、笔法谨严的作品都出自海外作家之手，无形之中对大陆作家构成挑战。

　　墨白的《母亲的信仰》（《上海文学》第1期，中篇）也是一篇具强劲打动力的小说。它写的是一个1963年入党的农村妇女劳碌困苦而又信念执着的一生，从一个新颖的角度重新书写了社会主义妇女翻身得解放的历史，重新思考了信仰对于中国普通劳动者生活和生命的意义，颇具启发性。墨白的叙述里有一种春雨激荡的力量，使整部作品浸润在潮湿而明亮的氛围里。

　　王大进的《葬礼》（《当代》第6期，中篇）的叙述功力令人称道。在一个中篇的容量之内，将一个小型《红楼梦》式的乡村大家族的诺大谱系、各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和矛盾一层层写出，多而不杂，纷而不乱，堪称佳构。

　　孙惠芬的《三生万物》（《钟山》第3期，中篇）写一个食道癌患者临终前的心路历程，全篇靠细节推进，一点不偷懒，不虚晃，终于达到同类小说未能达到的深度。

　　此外，姚鄂梅的《穿铠甲的人》（《钟山》第5期，中篇）写一个痴迷文学的乡村知识分子梦想和挫败的一生，对默默支撑我们文学大厦多年的“文学爱好者”、“基层业余作者”的生活进行了颇为细致深透的书写，在作家近期发表的诸篇相关主题的创作中算得最佳；北北的《家住厕所》（《上海文学》第3期，中篇）借助“家住厕所”这样一个特别的视角和一桩突发的事件写出了小人物生活的灰暗和绝望；陈启文的《河床》（中篇）（《花城》2005年第6期）可以视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风行的家族传奇小说在当下创作的延续，其诗性的语言和磅礴的气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以上几部中篇都出于中青年作家之手，大都写得比较周正，代表了当下创作的主流，胜在细密扎实。相形之下，几个短篇则显得清新别致。石舒清的《果院》（《人民文学》第10期），具有作者一贯的诗化风格，情节疏淡，余味绵长。黄咏梅的《负一层》（《钟山》第4期）写一个智障者的内心世界，角度和语言都颇独特。范小青的《我们的朋友胡三桥》（《当代》第6期）淡而有味，以写实的笔法衬出通篇的迷离之气。

　　先锋小说形式实验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就逐渐停滞，这一脉的创作虽一直仍有延续，但气势日渐衰微。从杂志分布来看，《花城》和《大家》仍是主要阵地，《天涯》和《作家杂志》也是偶有看点，但都难觅佳作。较为遗憾的是，《十月》“小说新干线”栏目一直未能推出可寄厚望的新人，“网络先锋”（陈村主持）中，“主持人语”的先锋姿态也总是超过文本。倒是《山花》虽地处边缘，但依然执着于形式探索，“文本实验室”等栏目不断推出新人新作，虽成绩未必丰厚，但精神可嘉。

　　在诸多的实验文本中，余地的《谋杀》（《山花》第2期，中篇）值得关注。这篇小说显示了某种意欲从先锋小说现有形式实验中突围的努力。小说营造了一种连环套叠的循环讲述模式，最大的突破在于赋予了小说人物话语权和行动权，同时也将“元小说”手法推向极致。小说解谜的意义大于故事的意义，理论的意义大于叙事的意义。虽然这样偏执的形式追求可能会将部分读者的阅读快感“谋杀”殆尽，但如此充满锐意的尝试还是让人为之一振，显出了某种内在先锋精神的继承与坚守。只是，欣慰之余也不免忧虑，这样的作品是否仅仅具有“标本学”意义？这样的先锋到底能支持多久？

　　除了《谋杀》这样极端的探索作品外，还有几位新作家注重将文本创新与知识趣味和当下生活经验结合起来，也做出有益的尝试。李浩《夏冈的发明》（《山花》2005年第11期，短篇）洋溢着后现代的精神，面孔新鲜，骨骼轻盈，较之那些因形式创新而破坏阅读快感从而具有“标识性”的先锋小说，《夏》要有趣得多，它的实验性更多体现在骨子里的游戏精神。晓航的《努力忘记的日落时分》（《人民文学》第4期，中篇）和作者2004年发表的《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等一系列作品一样，是一篇特色鲜明的智性小说。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篇心理小说，专业性构成其显著特点，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小说阐释学”。于晓威的《圆形精灵》（《收获》第1期，短篇）也是一篇追求轻灵感和趣味性的小说。小说融合了传奇、笔记、史料、报道、议论等多种文本，具有某种跨文体的特色。虽然这些小说在创新意图和实绩成果之间还存在缝隙，却是值得关注的“别样写作”。

　　本年度，老作家中创作力较盛的还有韩少功、李锐。2004年韩少功接连推出《山歌天上来》《是吗》《801室故事》《月光二题》等几部作品，在自己原有的几个探索方向上继续推进。本年度在《山花》上发表的《白麂子》（第1期，短篇）虽在形式上未见出新，但颇见举重若轻的功力，将一个短篇写得大气而圆熟，既不失细节的老道又不失文化的深度。

　　李锐也自2004年起开始发表“农具系列”小说，迄今已有7个系列，共12个单篇。各单篇均以古已有之的农具命名，并附有意欲与正文互相生发的关于该农具的图文资料；小说主题堪称一幅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全景图，这些篇目质量上或有参差，图文资料的实际价值也因篇而异，但其表现出来的整体力量和艺术探索精神却不容忽视。其中，《桔槔》（《山花》2005年第4期）以其主题的深厚、艺术的考究而可列为该系列的佼佼者。

　　上年度涌现出的一些新作家，如徐则臣、映川、葛水平、乔叶、盛慧、袁远等，此番也各有新作，其中，徐则臣的持续性推进力最值得关注。本年度他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在《上海文学》上接连推出了4个短篇（（《弃婴》《奔马》，第1期；《纸马》《鬼火》，第11期），此外还有《当代》第2期上的《三人行》，《山花》第5期上的《西夏》，《大家》第2期上的《石码头》等，篇篇结实，各有讲究，显示出的扎实基本功在新作家中尤为难得。张静发表在《当代》第6期的《采阴采阳》（中篇）虽然具有“处女作”难免的稚嫩，但颇具当下生活的质感和痛感，为文坛带来一股鲜活的新人新风。

　　“80后”写作虽是先占市场，再闯文坛，却越来越不能被文坛所忽视。除了《萌芽》外，《芙蓉》、《青年文学》以及年初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式创刊的《布老虎青春文学》也都成为其主阵地。比较而言，这四家期刊在这一年里可谓各有策略：《萌芽》继续坚持将“新概念大赛”与具有小资情调的时尚校园爱情故事绑定在一起，既选拔新秀，又培养新贵；《芙蓉》则专门开设“点击80”栏目，对“80后”的具有原创性的探索文本进行举荐，既推举实验性，又倡导时尚性；《青年文学》让青春的玄幻与校园的忧伤一同开放，既力捧明星，也力荐新人。《布老虎青春文学》致力于成为发表原创作品的重镇，既不拘一格，又老成持重。然而，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策略本身充满了矛盾的因素。在2005年青春图书市场逐渐降温之时，青春文学期刊的竞争力更加激烈，也就决定了办刊策略要优先接受市场的制约。“80后”作者虽然在这一年里的确成熟了许多，他们与期刊的关系已由以往的被培育逐渐转变为自主性选择。不过，就作品本身而言，大多还是停滞在青春经验的倾诉阶段。有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抽离青春经验，在一个自闭的世界里依凭想象力滑行。此外，也还有转型的作者在形式上煞费苦心，试图向主流文学靠近。从整体上讲，“80后”作品犹如炫丽的泡沫，刚一谋面，或有新鲜之感，但一经阅读则很快发现时尚的痕迹。“80新秀”大都宣称将来未必做文学，但眼见着培养文学后备军的方式似只剩下“80后”一途（下一拨可能是“90后”），未来的文学版图究竟如何，现在也真是很难设想。

　　虽然总体看来，本年度的文学收获还算丰硕，但若考虑到长篇多为几年的积累，单从中短篇来看，文学的创作力比上年度更有所下滑。当前文学危机最关键的症结在于两点：现实主义创作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资源支持，先锋探索缺乏创新动力。前者使“宏大叙事”沦为“小叙事”，直至“小故事”；后者使所谓的实验之作沦为病态呓语，或者拾人牙慧的纸上空翻。化解这样的危机，恐怕谁也没有灵丹妙药。但深入现实总是一条不错的路。本年度具有突破性的作品，无论是贾平凹《秦腔》式的“原生态”，楚荷《苦楝树》式的“写生活”，还是杨显惠《定西孤儿院》式的“历史还原”，刘庆邦《卧底》式的“批判现实”，都是作家“贴着地面行走”的结果。或许正在发生巨变的中国“此时此地”的丰富性可以帮助作家突破既有的观念限制，而内容的变化将可能带来形式的变化。即使是纯粹的文本实验，接上“地气”的想象力，也可能开出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