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之后，他又提出要使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具体地把公民的基本素质确定为教育目标。1985年，“四有”公民被作为对国民素质的要求写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是在小平同志和中央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集中概括起来，以及深化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产生了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历史命题。

　　【内容】

　　素质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的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是广大教育工作者为摆脱“应试教育”羁绊而进行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重要结晶，是广大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理想、愿望和改革主张的凝聚。素质教育的含义是：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目的，以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劳动技术、身体心理素质为宗旨的基础教育。而与之相对立的“应试教育”，则是以考试得分为手段、以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为唯一目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

　　【意义】

　　基础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素质教育着眼于学生的发展，把促进每个学生的发展当作基础教育的宗旨，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多样性发展、主体性发展，主张基础教育阶段的任务是为一个人的终身发展打基础。在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素质教育的这些理念和不断进行的实践，其对未来人才的培养追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知、情、意、行和谐统一，最终必将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

　　【影响】

　　素质教育在推进过程中，除了对人们的教育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在实践层面推动了多方面的改革。在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招生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等方面，素质教育都取得了标志性成果。同时，广大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也有了新的提高。推进过程中，涌现出了湖南汨罗、安徽铜陵、山东潍坊等一批先进典型。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改革实践，因地、因校进行了新基础教育、成功教育、创造教育、体验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探索。

　　·1985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要求。接着召开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上，提出“要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

　　·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颁布，其中强调公民素质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994年，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明确提出基础教育要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轨道。

　　·1995年，原国家教委在湖南省汨罗市召开了全国素质教育研讨会，1997年，又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了全国素质教育研讨会。

　　·1999年6月，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名义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文件。

　　·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首次把素质教育写入了国家法律，这在中国基础教育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这标志着素质教育开始步入依法推进的轨道，实施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

　【30年回望】四个方面的标志性成果

　　从2005年6月开始，教育部与中宣部、人事部、中国社科院、共青团中央等部门，按照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精神，联合进行了素质教育系统调研。

　　调研总报告显示，从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后，素质教育取得了四个方面的标志性成果：一是素质教育已经提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和法律规定，已经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并正在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二是素质教育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正在逐步转化为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探索和生动实践。三是素质教育在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一些关键环节上开始突破，学校教育开始发生一些积极而重要的变化。四是我国教育普及程度实现了新的历史跨越，而且在快速发展中保持了教育的基本质量和优势、特色，尤其是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当代青少年在总体上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整体来看，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得到大幅度提高，全社会关心素质教育的氛围和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把素质教育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近年来，教育系统以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招生和考试制度评价及教师队伍建设等关键环节作为重要抓手，推进素质教育，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广泛深入的调研基础上，调研组对全国实施素质教育的进展形成了这样的判断：目前整个素质教育的实施正处在国家推进、重点突破、全面展开的过程之中，教育领域正发生着一系列积极和可喜的变化。

　【30年见证】柳斌：“素质教育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素质教育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

　　改革开放的30年当中，素质教育几乎是中国的教育领域，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新词语。

　　从上世纪80年代这个新名词一出现，就在教育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响——赞成与反对者的声音都很热烈而响亮。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与讨论，并在实践层面进行了不少开创性的探索，直至后来被写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的文件和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中，素质教育形成为基础教育领域里一次声势极为浩大的改革。

　　说到素质教育，人们会很自然地提到柳斌同志——在原国家教委副主任任上的十几年中，他花费了大量心血和精力，致力于推行和推进这项以提高社会主义公民素质为目的的改革。

　　日前，记者来到教育部一间明亮的办公室，就素质教育话题采访现今已71岁的柳斌同志。身为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柳斌同志仍然在为教育奔忙，而且他经常深入到中小学校，调研素质教育的实施情况。在这位教育战线的老兵、老领导心中，素质教育是一种心之所系。

　　“作为素质教育概念的提出者和实施的见证者，请您谈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过程。”

　　听到这样的提问，柳斌同志笑了：“一些媒体都问过我这个问题。而第一个这样直接问我的人是陈至立同志。”1998年，国家教委改为教育部，时任党组书记、部长的陈至立同志找到柳斌同志问：“听说素质教育这个提法是你提出来的，你是怎么想到这个问题的？”柳斌同志回忆说，“我当时想了想说‘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不是由我最先提出来的’。因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到80年代中期，素质教育的概念是迟早要出现的，那个时代背景已经形成了素质教育呼之欲出的气候。”

　　1985年，柳斌同志从江西省副省长调任当时的国家教委副主任。“当时，我们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时期。为了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他对教育相继提出了几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一是给北京景山学校‘三个面向’的题词，二是针对教育目标提出培养四有新人，三是在‘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响亮口号。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中，进一步对素质的概念作了阐述，当时提出要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这个责任是整个社会的，但最终还是要落到教育部门。”百废待兴的年代，国民经济要搞上去，不光需要高等专门人才的支持，也需要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的支持。“在那种情况下必然会把提高素质的问题跟办好教育联系起来。”

　　彼时，在教育内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火药味”极为浓烈。柳斌同志甫一上任，就被一个中学生的自杀事件所震惊，那个14岁女孩的名字和事情经过他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足见对当时这位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部门的新领导刺激之深：女孩考高中没考上，喝了农药，死前对着录音机哭着跟父母讲了一段话，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好，辜负了父母的培养，希望弟弟能够实现父母的愿望将来考上大学。“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此类事件很多，片面追求升学率不改不得了！我是管基础教育的，这些事件触发我去思考。”那时，国家教委刚刚组建，党组对于如何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很重视，成立了专门的国家对策小组，柳斌同志任副组长。“我当时考虑过，不应当办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那我们应当办什么样的教育？这就很容易联系到教育应该为提高民族素质服务，这是基础教育方向问题。”

　　——就是这样的背景下，素质教育自然而然地被“呼”出。这是一个从中国本土产生的而非从外国搬来、在思考基础教育性质后提出的概念。柳斌同志一再强调：“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至于由谁提出来并不重要。而把‘素质’和‘教育’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变成‘素质教育’这个词，还说不清是谁的原创，但我可能是比较早使用这个词的。”

　　从素质教育概念的提出，到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前后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众所周知素质教育之路的艰辛。柳斌同志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1985年算起直到1993年，可看成是素质教育的酝酿、讨论阶段。有赞成素质教育提法的，也有反对的，而且反对的意见在各个层面都有。“我在这期间讲过的一些关于素质教育的观点不断受到批驳，有的言辞非常激烈。尤其是一些搞理论的同志有不同意见，这也是正常的。”那是8年的自由讨论时间，无论是会议材料还是见于报章的对素质教育的正反意见都很多。“这实际上为完善素质教育理论做了准备，使素质教育的理念能够更充实和更全面，基础更深厚。”1993年，由国务院批准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写上了“基础教育要由片面追求升学率转向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接下来的5年，应该说是素质教育的试验和探索阶段。1994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除了研究解决“普九”、民办教师转正等问题，还明确提出“基础教育要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轨道”。会议之后，国家教委就开始在几个地方开始素质教育的试点工作，并于1995年和1997年在湖南汨罗、山东烟台召开了两次素质教育研讨会。当时，许多地方学习试点经验，同时也搞自己的试点，进行了诸多素质教育的有益尝试。而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教会，则标志着素质教育走向了全面推广阶段。从这以后，朱镕基总理和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每年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报告都提到素质教育，政府文件也都提素质教育。到2006年，新修改的《义务教育法》第一次把素质教育纳入法律的体系。

　　素质教育的推进过程，就像这个概念为人们所接受的过程一样，充满曲折和坎坷。在这个过程中，柳斌同志曾“五谈素质教育”，回答社会的种种疑问、困惑甚至责难。他认为，素质教育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它是在实践中提出来的，要靠实践去回答；实施素质教育首先应该是政府行为，因为这涉及社会的变革，政府的倡导对推动改革至关重要；素质教育的阻力这样大，因为它涉及千家万户和很多人的利益，阻力来自教育观念的、干部政绩观念的、考试制度的、教师教学的、评价体系的、社会用人标准的等方面。

　　经过认识和再认识的过程，素质教育正逐渐成为中小学的一种教育自觉。柳斌同志说：“素质教育发展到现在，有几个特点可以说明形成了比较好的态势：一是素质教育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二是出现了一批积极推行素质教育的好学校，三是涌现出了多种很好的实施素质教育的模式，四是新课程教材改革、高考制度改革为素质教育实施带来新的希望。”

　　素质教育20余年的推广和推行，最重要的成就是使人们的观念和对教育的认识产生了极大的转变。尽管实施素质教育的前路任重而道远，“但我充满信心。”柳斌同志说。

　【30年弄潮人】刘永胜：让每个孩子喊出“我能行”

　　在北京光明小学，每个学生都有“十项权利”、“十项责任”。这些权利包括：每个学生都当半年队长、每个学生都领操……通过这样的“五个十”道德体验活动，光明小学的素质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学生们通过这些活动，理直气壮地喊出了“我能行！”现在，从上世纪90年代就在这里喊响的“我能行”口号，在全国许多中小学师生中已耳熟能详，而且被大家在实践中广泛使用。

　　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中，光明小学原创性地提出了以自信教育为核心的“我能行”教育理念和模式。当时，作为学校的领军人物、从事了几十年教育工作的校长刘永胜提出“让每个孩子从小都说我能行”。后来，“我能行”从一句校园口号，逐步形成为光明小学特有的办学模式，形成了一定的理念和具体的实施方法。刘校长认为，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应当是教育的根本目标。这个思想在学校的校训中体现得明明白白：“相信自己行，才会我能行；别人说我行，努力才能行；你在这点行，我在那点行；今天若不行，争取明天行；能正视不行，也是我能行；不但自己行，帮助别人行；相互支持行，合作大家行；争取全面行，创造才最行。”如今，这个校训也随着“我能行”的口号在全国广泛流传。

　　“我能行”落实在光明小学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2001年以来，“我能行”教育开始与新课程改革同行。在学习活动中，光明小学倡导教师“让每个敢于回答问题的孩子都毫无遗憾地坐下”，“关注每一个孩子，让不同层次的孩子都有表现的机会”，“运用多种评价方式，让学生有愉悦的、成功的情绪体验”。这些理念推进了课堂教学改革，形成了“我能行”课堂教学特色。学校推出了“四心相连式评语”、《学生成长手册》、《教师发展性评价方案》，提出“让每个孩子都捧着奖状回家过年”，“对教师少点评比，多点引领”等理念，探索对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性评价，丰富了“我能行”教育的内容。这些改革为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实施创设了良好的支持性环境，也为全国的新课程改革提供了新鲜经验。

　　十多年来，在以“我能行”为标志的素质教育实践中，光明小学一直与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团队合作，以科研课题为载体，促进教师、学生发展和学校发展，使“我能行”教育在研究中深化，成果曾获得北京市政府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二等奖。目前，光明小学正进行“提高课堂教学效益”的研究，力求破解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提高教学质量这一难题，为推进素质教育作出新贡献。

　　作为较早开展并一直坚持实施素质教育的团队，光明小学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绿色学校，被社会公认为全国实施素质教育的示范学校，成为百姓心目中的优质学校。

　【30年数字】新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

　　从2001年9月起，在全国27个省的38个国家实验区开始了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实验；2005年9月，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起始年级已经全面进入新课程。

　　普通高中课程改革从2004年至今，实验省(区、市)扩大到21个，实验学校达10489所，约占高中学校总数的67%，学习高中新课程的新生约1311万人，约占高中在校生总数的52%。2010年，高中新课程将在全国全面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