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在博客上撰文，痛陈“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他认为，诸多问题的根子，都出自教育体制的行政化上——

一周来的每一天，对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张鸣来说，都是紧张的“24小时”。

3月12日，张鸣在博客上发表《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一文，自述“自去年五月份以来，我和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先生之间，发生了一点在他看来非常严重的冲突”。他认为，冲突的导火索，是在教授职称评定会上，自己两次不理院长先生的打断，触怒了对方。

随后，张鸣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进一步指出，他曾于去年暑假，向某媒体记者证实了人大国关学院克扣硕士、博士论文答辩费之事，从而被戴上了“捣乱者”的帽子。“李景治认为我对他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张鸣说。

“说良心话，我跟李景治先生之间，没有丝毫的个人恩怨。在去年职称评定会之前，我和他有一些分歧，主要是在学科问题上，完全是学校内部的事务。但关于职称评定以及之后的种种风波，已经超出了学校内部事务的范围，具有很广泛的公共性，实际上涉及了当前的学术评审，涉及教育的行政化、官僚化的问题。

“去年称评定前夕，评委的名单公布之后，我问院长：为什么职称评定的评委要由院长办公会，也就是院长来定？为什么不由学术委员会讨论？院长回答说：因为职称评定，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连学术委员会，也是院长办公会决定的。”

此次职称评定，张鸣力挺萧延中先生，因为“他够格”。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萧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就蜚声海内外，而那时大多数评委，包括李景治和张鸣，都还没有著作。近年来，萧又在中国政治思想史、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等方面发表论文18篇，并参与了多部书籍的编撰工作。“但院长认为，唯一的名额只能给科社的人，因为在学科归属上，他是科社专业的。”张鸣说。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出，一场所谓的学术评审，从一开始，就跟学术没有多少关系，行政权力，在其中起着绝对的操控作用。”张鸣忿忿地问：“我们的大学，现在还是一个学术场所吗？”

“从大的方面讲，大学分为厅局级大学，副部级大学，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的评审，没完没了的评估检查。所有的学术评审，评委的选择，只看官阶，不看学术地位，官大学问大；从小的方面看，一个学校分校、院、系三级，层层上级任命，多数大学里，教师连选个没有实权的系主任的权力都没有。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是由院长决定的，即便如此，这个委员会一般也没有事做，三年能开两次会就不错了。学院的所有事情，都由院长副院长决定，院长还私下将自己的弟子聘成院长助理。所有的会议，都是院长先讲，然后副院长讲，然后助理讲。教师，即使你是大牌，也一点说话的权力都没有。新生入学典礼，台上坐的是以院长为中心的领导班子，从来不想着把自己所谓名牌的教授展示一下。这样的大学，跟官场有区别吗？院系是大学教学研究的基本细胞，如果连细胞都行政化官僚化到了如此田地，那么大学的衙门化程度已经深入骨髓。

“学术评审，如果只按长官意志，那么正常的学术激励就完全权术运作，如果触动了一点这种行政学术的禁忌，就会遭到严厉惩处。这样下去，我不知道外界对我们的学术，还有没有起码的信任？”

一位名叫“亦忱”的网友，自称只是“张鸣写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历史随笔的忠实读者”。他认为，张鸣事件可谓“逆淘汰”的注脚。他认为：“在当代中国，无论在官场、企业或是在学术机构，都广泛存在着‘上级皇帝化，下级奴才化’的现象，张鸣不知天高地厚，要公开地挑战自己的顶头上司，不合时宜地去打破这种人人都司空见惯、普遍接受的现象。实在是犯了在中国为人处世的大忌。”他由此推断张鸣必然“前途不妙”。

时光倒回30年，张鸣尚在东北读书。一位学长写了大字报，讽刺学校的鞋匠。鞋匠50多岁还单身，虽然整天任劳任怨地为老师学生们补鞋，但形象却十分糟糕，一只眼，瘸腿，女学生一般要两人以上结伴去，才敢面对他。为了对比强烈，学长还特意嘲讽了鞋匠的花：这么丑陋的一个人竟然在窗台上养了几盆花，可气的是花儿竟都开放得十分鲜艳、旺盛，这无疑使鞋匠被衬托得更加丑陋。张鸣替鞋匠抱不平，在饭堂里贴出一份大字报，尊重劳动者的正义，丝丝入扣的逻辑，妙语连珠的文采，竟然出自一个工科小子之手，让一干学文科的人痛心疾首、颜面顿失。再后来，张鸣也转向文科，研究历史。

张鸣看历史，总跟别人不一样——读完《历史的坏脾气》一书，许多人都会赞同印在封面上的这句话。一本历史随笔，上市一个月就卖出三万多册。过去许多史家谈及正面人物往往圣贤化，谈及负面人物，往往妖魔化。这几乎成为一种定式，而张鸣力求把历史人物还原为普通人，然后根据史实评论其功过是非。他介绍段祺瑞也有当官不置私产，比较清廉的一面；说到吴佩孚，没忘了他的“五不主义”（不进租界，不借外债等），而且着重谈了他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声援。有人评论说，在张鸣笔下，也写这些人的负面之处，但这些人看着都像活人。

2006年9月，张鸣开始写博客。一个月后，《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点击率超过10万。这篇文章，是在研究了当年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内部参考》后写下的：

1958年夏天，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仅仅比后来的土高炉少一点。……那时候甚至连正规大学的科研成果，都跟土大学非常相似，多快好省，既攀高峰，又放卫星，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某大学几个月内，编出各种教材与专著作95部，其中《水工概论》、《农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学》、《水工量测及模型试验》是10天工夫就写出来的。最了不起要属某大学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破除“旧”的物理体系，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