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历史上，中国“大学校长”曾经是一个星光灿烂的群体。近代之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已因其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卓越贡献而垂诸史册，风范千秋；当代之马寅初、谢希德、江隆基等同样以其丰富的人性遗爱人间而一直为后世怀念。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那么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其于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无可争辩。正是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对中国大学校长的成长一直抱有特殊关怀。
跟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处在转型期中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国大学校长，面临着太多的矛盾和痛苦；但同时也面临着太多的机遇和幸运。须知，一马平川从来不是成就历史人物的大舞台。只有在激荡中，在迷茫中，在艰难困苦中，才蕴藏着创造历史的大机会。过去那些伟大的校长，没有一个是在顺境下、在什么条件都已经具备的前提下开辟自己的时代的，今天的中国大学校长要想不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同样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来抱怨自己所处的时代。你站到了那样的位置上，你就肩负了那样的使命，你没有借口，你别无选择！
但是，当下中国大学校长们意识到了这点吗？他们准备好了吗？
大学校长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被公众寄予特别的期望，是一点不奇怪的。对公众而言，大学校长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领袖，一个机构的管理者，他更是一种力量的代表，一种价值的守护者。换言之，他不仅负有世俗的责任，更负有超乎世俗之上的，纯粹文化的、精神的使命。他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化上和精神上的高度。
总之，大学校长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必须具备特殊的气质。这样的逻辑在公众中早就约定俗成。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回答哪些素质对大学校长最重要时，有众多的受访者首先选择人文素质。
大学校长的人文素质最被看重。用这把标尺来丈量，当下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偏低。人文素质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有其具体内涵。丰满的人性，丰厚的学识，坚韧的信仰，对公正公平的不渝追求，都应该是构成人文素质的基本要素。但调查表明，在这些方面，当下大学校长恰恰难于满足公众的期望。对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知识水准，相对而言，公众还是高度评价，认可度不俗。
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尽如人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中国高等教育与公众的预期还有相当距离。问题如何解决呢？本次调查的数据或许可做一些提示。在问及大学校长究竟应该如何定位时，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赞成大学校长归位，即回归到职业教育家的本色上来。
这个判断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也是切中中国大学的积弊的。只有从职业教育家的生涯中，只有从众多职业教育家充分的博弈中，才可能诞生真正具备人文素养的大学校长，也才可能诞生真正具备人文氛围的现代大学和现代大学制度。方向很清楚。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敢不敢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只是敢不敢做的问题。身处最前沿的大学校长们敢不敢做、敢不敢突破体制围城，更是关乎高等教育改革成败的最关紧要之处。
1900年大学建立以来，最受推崇的校长依次为：1.蔡元培2.胡适3.马寅初4.梅贻琦5.苏步青6.茅以升7.蒋梦麟8.匡亚明9.李达10.吴玉章。其中蔡元培成为最受推崇的中国大学校长。
吴玉章（1878-1966），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1878年 12月 30日生。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1948年任华北大学校长，1950年至196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吴玉章自幼立志要"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踏上革命道路。此后，发起共进会，参与策划广州起义。回国后，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发动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辛亥革命后，出任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1920年领导四川"自治运。1925年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军南征，后奉组织之命去苏联学习与工作。抗战爆发后，被派往欧洲从事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1938年回国在国统区进行斗争。1939年到延安，担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以花甲之年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与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尊为"延安五老"。
抗战胜利后，吴玉章随周恩来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48年8月党中央决定在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的基础上组建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建。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各种建设干部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人民日报》称中国人民大学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正规大学"。 鉴于中国人民大学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名，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德高望重的吴玉章为第一任校长。吴玉章同志领导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工作，直至1966年12月12日去世。
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为中国人民大学确立了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方针，奠定了优良的传统和独特的校风；使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
吴玉章还曾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工会主席等职，兢兢业业，贡献卓越。
吴玉章从参加同盟会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历经三个历史时期，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为社会进步、民族解放、国家昌盛和党的事业殚精竭虑，奋斗一生，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敬重和爱戴。
1940年1月15日，党中央为了表彰吴玉章的革命功绩，为他补行了六十寿辰（本是1938年12月30日）的庆祝大会。中共中央发了贺词，毛泽东亲临致祝词，称赞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