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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岁王铭身在北京，由于户籍在海南，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但按照海南省的高招规定，必须高中三年都在海南就读，才可以报考任何批次学校，否则被限报一本甚至二本。在这种情况下，成绩优异的王铭决定放弃高考，留学美国。（见昨日《中国经济时报》）
王铭有着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其入学权利和自我实现的理想被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掣肘时，还能通过自身经济超越的方式去解决；而如果她出身贫寒，她的结局将是可以预知的：要么放弃大学入学权利，要么无奈打折自己的合法权益。必须厘清，无论学生的经济背景和社会地位如何，现有制度的沉疴都决定了受困于这种制度迷惘的入学权利得不到保障，积极的自我救济或向制度屈服都是权利的劣性选择。只是王铭的“被迫留学”对高考和户籍制度的反抗更具现实的反讽意义。
户籍制度的画地为牢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残留，是城乡差别和地域区隔的身份限制。在人治性管理效能的掩护下，其歧视权利的瑕疵已经遭受到全民性的反对和诟病。作为游离于北京和海南之外的边缘考生，王铭恰巧成为户籍制度和高考制度双重地方保护主义的牺牲品。（张敬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