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超过一半的学生考试不及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杨支柱写了一封道歉信，真诚检讨了自己教学的失误，同时也指出了学生学习上存在的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如何直面教学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如何保障教育质量？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中国青年报》8月23日）

　　大学虽然不是强调应试的中小学，但能否通过考试依然关系到考生的切身利益。如果顺利地考过，便不用交纳不斐的补考费，不必因忧虑耽误找工作，不会因成绩挂红不能毕业。从这个角度看杨支柱老师的诚恳道歉，实在让人感动。毕竟，能把学生的利益得失放在心上的老师，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好老师。

　　但是，这个感动的原因恰恰也是让人感到悲哀的原因。因为，在“功利性应考”的环境中，认真负责的老师将承受良心受到煎熬的宿命：如果他坚持原则不用各种伎俩提高通过率，面对学生纷纷落马的残状，他会感到信心受损，良心不安；如果他放弃原则营造一个“皆大欢喜”的假象，面对不合格但过关的学生，他依然会感到责任丧失，道德下降。无论他采取那种应对的方式，认真的教学总是与敷衍的应考格格不入。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把考试当过关的“功利性应考”现象。这种现象存在于一些学生中间：他们只是把考试看成是获得毕业证书的一个筹码，并不在意自己究竟能从这门学科中汲取怎样的知识，哪怕最终获得的只是一个空头的证书，他们的就业也不会因此而受到阻碍；这种现象也存在于某些教师身上：他们不仅在考前提示范围划出重点，而且还会在批阅时处处留情，让一些成绩根本不能及格的学生也轻易过关，并且赢得学生和学校的双重夸奖。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功利性应考”的现象呢？在笔者看来，有两个原因必须重视，一是社会浮躁对学生的投影。如今的高校早已不是单纯的象牙塔，任何的社会现象几乎都可以在其中得到映现。在浮华的诱惑下，在浮躁的鼓动下，静下心来读书已不是校园的主调：人们关心着如何能够获得文凭投入社会，在意着怎样才能实现蜕变出人头地。在这样的环境中，考试自然成了一个可恶的羁绊，能够考过就是万事大吉，那有心情感谢考试对他们学识的检验。

　　另一个原因是考核指标对教师的误导。高校教师的责任是传授专业知识与做学问的技能，而不是像保姆一样监督学生的学习，保证他们人人都可以顺利地过关。但是，现有的考核指标中依然有通过率的考察，这就导致一些老师也开始亲赖“功利性应考”。他们可以在课堂上胡吹海吹，天马行空，但只要在考前和考后做做手脚，便不会有任何的损失。这种不负责任的老师也在助长，甚至是推动“功利性应考”的现象。

　　对于个人来说，教育的目的是解放自己，获得前进的力量；对于社会来说，教育的目的是提供人才，提升社会的文明。而“功利性应考”显然背离了这样的目的，它所能提供的只能是人才繁荣的泡沫和学术兴盛的假象，对于社会的进步并无裨益。所以，这种深具破坏力的现象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