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有关高考改革问题的采访时，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印杰谈到，“唯分数论”的培养模式导致的后果是过分培养学生追求标准答案的能力。他以政治考试为例说，高考中的主观政治问答题均有标准答案，为了更靠近标准答案以得高分，考生们纷纷将与问题相关的内容全部答满试卷，哪怕毫无逻辑甚至前后矛盾（据4月12日新华社电）。
过分培养追求标准答案的能力，只会造就追求标准答案的惯性思维。而这种思维惯
性之顽固，已经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警醒和更有效的解决方式。笔者曾听到一件“小事”。上学期，同事上小学的儿子在一次语文考试中遇到一个填空题：解放军在山顶上____敌人。答案应该很多，随口我能报出好几个:遭遇、阻击、发现......但他的语文老师说，其他都不对，标准答案只有一个：俯瞰。同事气得直接找校长理论。听了此事，笔者初感吃惊，接着不寒而栗：如果长期接受这样的教育，孩子们的思维会变得怎样？
此事虽极端，但并非个例。在一些地方、一些学校，连最需要考生自由发挥的各类升学考试的作文（包括
高考作文），都实现了准“标准答案”化的生产——让考生背会一些范文，考试时套用，便能获取足够安全的分数。有人说，中国人习惯什么问题都有标准答案。而对标准答案孜孜以求的习惯，抹杀的是我们的创造力，让我们和以不断提问作动力的创新越来越远。而我们习惯了成为和制造一批又一批的“答题机器”，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又从何谈起？
基于此，当笔者看了媒体披露的
复旦、上海交大的部分面试问题，那些不再有标准答案甚至没有对错的问题，让笔者欣喜并期待新的大学选拔方式走得更远。期待这样的面试能坚持其问题的开放性和非模式非标准化，引导中学教育走出“唯分数论”的老井，改变过分追求标准答案的惯性思维，真正对素质教育投入热情。期待它给高考的进一步改革带来有益的思想启发。中国地区发展失衡，高校自主招生不可能大面积铺开，高考制度毕竟会在更大范围长期存在，但正如南京大学副校长张大良说，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其实是教育思想的区别，并不是“搞面试就是素质教育、搞笔试就是应试教育”，“笔试照样能考出素质来，但考什么、怎么考很重要，不能过于强调标准答案”。
当然支持了“面试”选拔，就不能回避公众的最大疑虑：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何保证选拔的公平公正？公众的怀疑当然有怀疑的道理。多年以来艺术类院校的招生中出现过不少腐败的现象，其中的面试部分尤其为人所诟病。所以，我们宁愿相信机器相信ABCD也不相信人。但正如有论者所言“什么事情都无法完全杜绝腐败，只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所以，我期待新的大学选拔方式能坚持不懈地证明自己的清白与公正，并不断完善监督机制。这是其安身立命的基础，决定它到底能走多远。可喜的是，两所高校为面试组织了数量比较庞大的专家组，随机抽签组成“考官”。这些措施将有效避免被“事前搞定”。但重要的是，这样的防火墙还要继续坚持下去，不走样，并不断得到加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