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苏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范培松做客苏州市第十中学，纵论中学生散文写作和欣赏。开讲之前，本报记者就管建刚老师的观点对他进行了专访。

　　范教授认为，管老师的做法是一次试验，这是一件好事。“他的着眼点可能在激发学生的兴趣，这作为激励学生的手段是可以的，但我还是认为不是大部分学生都具有写作的天分。季羡林先生就讲，一个人要成才需要天资、勤奋、机遇多种因素。在发表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强求。众所周知。人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文科学不好，还有理科，发表文章不能代表一切。”

　　作文的工具性不能轻易被颠覆，文章是多种多样的，有散文、美文，但也有公文、书信，后者的工具性就是很强的，任意否定作文的工具性是不科学的。“作文也是有规律的，它的谋篇布局都有讲究。不同的目标决定不同的要求，如果以发表为要求，作文就要适合发表的要求，这就有可能偏离考试和教学的需要。作文教学应以教学大纲为标准。”范教授告诉记者。

　　范教授还指出，管老师拿文章的发表作为作文的目的，势必导致一种结果，文章水平的高低与发表多寡挂钩，而这样的标准是不科学的。“发表的文章未必就是好文章，媒体有自己独特的胃口，报纸需要迎合大众的口味，它青睐的文章风格可能和真正的好文章的标准有一定距离。不能认为发表的文章就进了保险箱。此外管老师也忽视了一点，文章发表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条件发表。当代中国高校就有这样一种现象，以发表文章评定学术水平优劣，这样就逼着很多硕士、博士去写文章，而学术刊物只有那么多，最后大家只能靠抄袭、靠花钱去发表，这样的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对于管老师言及的发表作文有利于学生讲真话的观点，范教授表示不能完全赞同：“现在社会上有人喜欢讲假、大、空的话，这和作文是否发表并无多大的关系，这更多地和社会风气有关。文革后，巴金老先生写《随想录》倡导的就是讲真话的社会风气，巴老的呐喊在当时影响虽然很大，但并没有改变多少社会现实。我觉得讲不讲真话是一个社会问题，和很多社会因素有关，比如在商品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会有变化，过去暴力文化的影响等等。我们不能让作文担负那么大的一个社会责任，也不能期待它扭转整个社会风气，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可能和国情不符，我们必须回到实际生活中。另外，我要着重指出：“作文教育只是语文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不能以作文教育替代语文教育，这夸大了文章的作用，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