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学的高学费一直为人们所诟玻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近日联合开展的一项有18523人参与的调查显示，86.1％的人认为大学学费“太高了”。而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抱怨的人也越来越多，业已成为最能触动公众敏感神经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学费怎么收，收完之后怎么花，大学教育成本几何，在公众眼里却似乎总是一笔糊涂账。教育部重新核定大学教育成本的计划甫一公布，便引起人们广泛热议，叫好者有之，质疑声也一直未断。（见1月15日《中国青年报》）

一直以来，公众对高等教育收费的诟病和质疑，似乎总是一边倒地“弥漫”了骂声。比如去年12月份，一位教育部官员“大学学费六年没涨”的言论甫一出，也毫无例外、不能幸免地遭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谩骂和非议。“近20年我国大学学费涨幅10倍于居民收入增长”，此类数据一再表明：高等教育的成本，已经超越了普通公众的接受能力；而核算高等教育成本应该秉承理性，以体现和保证社会公平之基础的教育公平。

“教育经费的狂涨让城乡居民颇感压力，更让低收入人群不堪重负，教育作为社会调解器的作用被严重削弱”，这样的说法绝对不是骇人听闻和空穴来风。在笔者看来，理性核算高等教育成本，应该考虑到全体民众的接受能力。一个无需辩驳的事实就是，在高等教育成本高出相当部分普通公众接受能力的时候，对普通公众而言，所谓的教育公平注定成为空谈。换言之，当权利介入和利益渗透等因素在日益透明的教育公平层面愈来愈走向微弱和狭隘的时候，公共层面的高等教育收费导致的进入门槛，在财富阶层分差的前提下，已经成为影响、甚至是决定教育公平的关键性因素。

高等教育尽管是义务外教育，但不能因为它是义务外教育，就把高等教育当作一种自主运营的产业，不闻不问、任其发展。在笔者看来，高等教育在理性核算成本的时候，不应该仅仅把目光局限、停留在简单的教育成本层面。

一方面，理性的成本核算，应该有一个透明而明了的统一的标准。从这个角度而言，即便有《高等学校生均成本核定办法》做前提、规定性保证，但它不一定就能完全保证核算的公正、合理。比如对“行政花销和离退休人员工资该不该纳入成本”的疑问；比如对“‘洗脚费’要不要算在教育成本里？”黑色幽默式的问责，就是简单而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这就要求有关部门要仔细做好必要的核查与监督，确保核算不是怎么算也算不清楚的“狗头糊涂帐”。

另一方面，理性的成本核算，应该考虑到全体公众的普通接受能力。也就是说，理性的成本核算的基本、首要的前提，应该考虑到普通公众普遍的接受能力：如何选取一个既能够让普通公众能够支付、又能让他们不至于穷其一家的半生甚至是一生来偿还的合理的平衡点。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加大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成本的投入，应该勇于担负起民众预先和超支支付的那部分教育成本。惟有如此，理性高等教育成本核算才能够正常进行，教育公平才能真正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