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招收本省学生比例特别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地区重点高校比较少。北大、清华招收本地生源的比例远远低于这些高校，但是因为北京的重点高校数量多，北京学生能够进入“985”高校的比例可能还是要比外地高很多。所以关注区域内的总体均衡，可能更科学一些。

　　指标分配有待逐步取消

　　新京报：有人认为，真正的教育公平应该是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和学校，不受地域招生名额等的限制。对此观点作怎样评价？对于北京这样的地区，如果按照这样的政策改革，恐怕很难接受。在现有框架内，从长远看怎样才能在北京市和其他省市之间做到公平？

　　张千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我自己也是持这种观点的。至于某些地区是否能接受，恐怕不能完全由地方自己说了算。毕竟，宪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不是北京市或任何地方制定的。不符合宪法要求的规定或做法，除了取消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事在人为，关键还是看我们的觉悟有没有到那一步。

　　当然，为了让人们更加适应，我们不一定要突然取消，可以先采取一些过渡性措施、逐步取消。媒体应该对这件事情广泛征求意见，允许不同意见的充分交流和争论，通过说服让大多数人看到这种趋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否则，我们是无法做到北京和其他省市之间的基本公平的，也无法杜绝源源不绝的“高考移民”，因为它是由现行制度造成的独特现象。哪一天北京的“国立大学”们对全国各地的考生一视同仁了，我敢断言“高考移民”也将戛然而止。

　　新京报：这样的举措在网络上引起叫好声不断，是否带有某种民粹主义的色彩？

　　张千帆：宪法所要求的“平等”并不是结果平等，各地按人口获得同样比例的名额。宪法意义上的平等指的是机会平等。考试成绩并不代表一切，但是如果没有更公平、更客观的标准，目前就只能认定考分作为考生素质和培养潜力的最适当的衡量。既然如此，同样考分的学生在原则上就应该得到同样的对待。这是公正的基本要求。我们都要为受到不公待遇的一方设身处地想想：如果你的分数不比别人低，但是那个人被录取了，你却落榜了，这该怎么想？

　　招生质量不是改革羁绊

　　新京报：面对政法大学的革新之举，有人认为这或许会影响招生质量。在高校招生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招生质量与教育公平之间的关系呢？

　　杨东平：至于招生质量，我想这不是一个理由。因为只要采取按省区定额招生的制度，就是一种相对标准，省与省之间生源的可比性并不特别重要。考试技术和招生制度都只能是相对公平合理，只要在一个省内把优秀的学生选拔出来即可。无论是旧时的科举考试还是现在的全国统一考试，都有各地的配额，不是全国按一个大流水号从前往后顺序录取。否则，后果可能会使大学生集中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

　　刘琳琳：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一流的生源可以为我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但对生源质量的追求不应该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我们可以以多种途径和措施来吸引优秀的生源报考，比如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人性化，教学科研、师资力量的加强等等。

　　推进高教公平重在救助贫困学子

　　新京报：改革就会有风险，据报道，其他高校对此项政策的调整大多持观望态度。对这项政策的未来走向和结果持何种看法？

　　杨东平：每个学校的情况有所不同，不宜在微观层面要求每一所学校都按照一个模式来做。应当通过专门研究，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评价准则，测量、评价地区之间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问题。

　　新京报：还有哪些措施能够与这一举措形成合力，使高等教育在促进教育公平的路上走得更远？换言之，大学自主招生权该怎样行使才能真正促进教育公平？

　　张千帆：政府不可能事事都管过来，因此，大学必须自主招生；但自主招生并不是任意招生，而是必须符合宪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要真正促进教育公平，只有取消招生指标制度，对全国各地的考生在原则上采取同样的录取分数线。否则，什么叫“公平”？同一所大学对不同地区考生的录取线相差好几百分，这可能“公平”吗？

　　刘琳琳：我们应当看到，教育不公有其多方面原因；要想达到教育公平，同样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单靠一所学校就某一制度的某一环节进行改革，力量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只是在按照教育部的精神，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

　　杨东平：就高等教育公平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城乡差距，是对庞大的农村贫困学生群体的救助。他们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得不到国家助学贷款的资助，不堪高额学费的重压。如何保证贫困学生能够“上好”大学，应该是第一位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应进一步推进、完善，让更多的贫困学生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