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温总理近日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也提出，要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淡化大学行政化倾向。对这一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顾海良：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这个问题涉及到高校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教授治学和学术自由等方面，可以说，这些内容也是我一直以来――从教育部官员到武汉大学领导、从大学党委书记到校长――都在不断地探索和思考、一直坚持和倡导的观点。

　　当前我国大学行政化倾向确实具有一定普遍性，但这一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探本溯源，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成因，我们要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等大背景中审视这个问题。关于我国大学的行政化倾向或“官本位”现象，我在2006年的两会期间就提出过。当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新的提法，是在以往历届《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出现过的表述。我当时的理解就是，现在应该是提出校长职业化的时候了。

　　其实，大学去行政化与校长职业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可以放在完善中国特色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治理结构这个总题目下来思考。此二者的改革可谓势在必行，这是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改革趋向，也是回归大学本原、彰显大学本质、实现大学使命的重要前提，也是我们全面提高等教育质量，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高等学校的制度条件。

　记者：大学去行政化与校长职业化，确实是有着密切的关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呢？

　　顾海良：我们这个时呼唤杰出的教育家，大学校长职业化就是时代的要求。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急剧变化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这也是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增长和调整的重要时期，正在其内涵、结构、理念、制度等层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样一种急剧变动的时期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少见的。大学在社会活动中，渐渐摆脱行政附属的地位，相对独立性在日益增强，社会对教育服务产品的需求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所大学是否成功、是否出色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其人才的培养是不是符合社会的需求，得到社会的赞誉。同时高等教育正在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它还承载着以先进的文化引领社会前进、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重任。而这一切，都与学校领导者的办学理念直接相关。环顾古今中外，一个杰出的教育家，首先是教育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教育实践家，能够把先进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并有创造性的成果。

　　我在高校工作多年，也在教育部任职多年，我有着特殊的经历，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我都教过，所以对中国教育的现状比较了解。在我看来，中国学校的校长一直没有被看成专门的职业，虽然大学校长一般都是由专家、院士转型而来，由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他们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方面的知识基本是空白，常常习惯性地以一种学术的思维、实验室的思维来管理学校。不惟如此，“官本位”的文化和意识也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杰出教育家的出现和成长。有些人虽然当上了大学校长，却是一副苦行僧的样子，一退休就感觉浑身轻松，对教育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忱和冲动，自然也没有感受到创造的快乐。还有一些大学校长随着行政职务的升迁，其学术职称越来越高，其原因是以行政权力谋求学术权力，将行政资源转化为学术资源。

　　此外，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型向大众化转变的时期，教育的世俗化、市场化倾向，使得一些教育管理者、教师缺乏教育学的基本修养，缺乏对现代教育的正确理解，不能自觉地把教育当成一个职业来对待。时代已经发展到了现代教育的阶段，应该承认教育管理是一门专门的学问。纵观世界，各个大学校长的起点都相当高，他们多数是非常职业化的。校董会对大学管理者的选拔和考察，对其管理经验的重视甚于专业知识。一些大学校长，他的背景可能是一个银行家，或者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某个专业学者。美国耶鲁大学校长雷文先生就认为，大学校长是需要全神贯注的事业，在12年的任职期间，他只写过一本书，名为《大学工作》。

　　在现有的体制和环境下，中国能否出现杰出的教育家，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不赞成把教育估计得过于悲观。一方面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探索中国大学的治理结构，在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方面作一些有实质性内容的改革尝试；同时，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现在的平台、机制，在人才培养、提高学校声誉、转变办学思路等方面做很多事情。不能永远期望等待整个环境改变后再来做事情，消极的心态永远进步不了，应该通过自己主观的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社会舆论对教育改革家也应该有一种宽容的心态，应该允许探索，允许失败，整个社会，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提供一个有利于教育家成长的环境。

　记者：看来，确实如您所言，大学淡化行政化倾向或去行政化势在必行，那么，您以为在当前有哪些实现途径呢？

　　顾海良：在我国，《高等教育法》明文规定，大学作为独立法人，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大学要回归本位，去行政化，须首先厘清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在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的前提下，明确界定政府管理大学的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权利和责任，改变当前政府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模式，改用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正确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切实保障大学的自主办学权。因此，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应该是今后高校改革的一个指导方向，但这不是高等教育内部孤立的一项改革，而是需要积极思考，认真调研，统筹兼顾，探索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

　　其次，要正确对待大学去行政化与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制度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基本制度，就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校领导管理体制长期探索的历史选择。这一体制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我多年来通过课题研究和实践探索，理解其具体可分解为5个基本构件：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学术自由，制度保障。具体地说，前三个方面分别指向学校基本资源配置，即政治资源、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作为社会主义大学来讲，这些资源是最根本的，能否达到最优配置，是学校建设好坏的根本，也是有效克服学校内部管理行政化倾向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