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一些知名大学的校长或党委书记动不动便成了舆论的焦点，而且总是上升到“治国”、“平天下”的层面，这实在不是大学的幸事。早一点的如厦门大学校长关于开设“高尔夫课程”引发的争论，近的如北大校长关于校园禁止“网骂”言论引起的批评，以及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关于招收部分“高价生”倡议招来的一片口水。我担心，道德判断上的某种绝对正确性与网民“本我”的情绪性表达，可能会阻碍人们静下心来对某些制度性弊病的深入探讨，也窒息了造就新一代大学教育家必要的宽松氛围。

    校长之“治”的实质和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大家知道，校长所“治”的千头万绪最后都可以直接落实到对物的管理和对人的管理上。而在对人的管理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又是要解决好各部分人(或组织机构)的权、责、利关系，使他们能积极主动和有条不紊地干好各自的工作并进行有效的配合。基于我国的国情与文教传统，一位“好校长”必须具有崇高的权威，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各部分人(主要是中层干部)的权责关系并使之很快地“进入角色”。权威是实施领导的条件，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础。一位缺乏权威的校长肯定成不了“好校长”，对新兴大学而言，尤其如此。

    权力是权威的基础，但有权力不等于就有权威。可以总结出一条校长崇高权威获得的基本规律：校长治校必须以人为中心。从关心人、爱护人的角度出发，最大限度地将教职员工的个人志向与学校的基本目标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校长的任何努力才不会白费，其个人“真理的力量”与“人格的力量”也才有可能结合起来，并形成巨大的感召力。借用一句人人耳熟能详的话，我以为，大学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大学教师对学科的忠诚总是要大于对学校的忠诚，只要提供一定的条件，每一位大学教师都会努力追求在学科发展上有所建树。道理很简单，一名青年教师能否成为讲师、副教授、教授，乃至最终能否成为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以及他(她)的学衔的实际含金量如何，即其学术地位、生命价值天平上面的砝码，是来自于不断的Publish(出版)和国内外同行专家学者的认定，而不是来自于校长、处长们的赏识与否，至少，主要不是来自后者。大学教师的劳动与普通中小学教师的劳动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就是：大学教师的劳动具有明显的学科特点，科研与教学互相促进，而其劳动的价值(意义)如何，又直接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因此，大学教师如果长期不从事本学科领域内的探索(科研)，也就意味着学术生命的萎靡与完结。而广大教师为自身的学科所作出的每一点贡献，汇聚起来，就决定了一所大学的学术地位与形象。所以说大学教师对学科的忠诚要大于对学校的忠诚，决没有贬低大学教师与所在大学之间如鱼水般关系的重要性，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大学教师的职业特点与中小学教师职业特点的重要区别。问题的关键是，学校行政如何用自己这一只“看得见的手”来引导好这一只“看不见的手”。

    打个比方，如果说教师在科研与教学岗位上的努力如同田径跳高场上的奋力拼搏，大学行政这一只“看得见的手”首先要做的就是树好不同层次的标杆，这些标杆一定要清晰、规范。学校行政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两件事：清理好“跑道”，维持好秩序。“跑道”坑坑洼洼，“运动员”当然跑不快也跳不高；围观者在一旁指手划脚，甚至冲进“跑道”横加干涉，“运动员”则根本就无法助跑，自然也跳不起来。因此，从更为深入一层的意义上讲，身为学校行政的代表，校长扮演的也应该是“裁判”的角色。

    学术责任重于行政责任，士为知己者用，以及“长”校者必须具有政治家见识等都是我国文教历史的传统，这些传统并没有因时过境迁而失去其可资借鉴的一面，一位优秀的大学校长必是深谙其理并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去实践它的。即通过各种途径，促使广大教师无限忠诚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与学科，在此基础上鼓励教师更多地参与学校的各项工作，即将高校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向学校的共同利益。其结果不仅有助于消弥各种无谓无聊的人际纠纷，也有益于学校基本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