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支那变乱的全貌”的日文大标题下，是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合影，下面以日文写着“昨日之朋友，今日之敌人”一行小字。

　　——这是1936年12月13日出版的《大阪朝日新闻》的一份号外的封面。这份由收藏家詹洪阁收藏的珍贵档案首次在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向世人展出，以纪念12月12日“西安事变”70周年的日子，同时展出的还有张学良将军的一批遗物。

　　日报曾出“号外”大报西安事变

　　日前，有“中国号外报收藏第一人”之称的大连75岁的张挺老先也拿出了他精心收藏的12张记录着“西安事变”经过的报纸号外，这其中也有3张是当时日本出版的号外，即《大阪朝日新闻》的两份号外和《大阪每日新闻》的一份号外。

　　这些史料已经发黄，似乎还带着历史的硝烟味。日本媒体当年如此“不惜笔墨”，足见西安事变在当时的日本引起的“高度关注”。这是因为西安事变打乱了当时日本的侵华步伐。

　　初期，日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迅速决定了采取“沿续并促进”的对策方针，企图火中取栗、趁火打劫，把全面确立的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进一步加以实施。在情况明确以后，日本已经难以干涉事变的进程和结局，只能无奈地看着国共“一致抗日”和局的迅速出现。

　　不过，西安事变虽然对于日本的侵华政策和行动产生过重大影响，但由于当时中日国力对比上的巨大差距，它不可能根本扭转中日关系的大局。对于日本而言，既不可能根本放弃既定的对华政策，又难以正确地认识现代中国。

　　部分研究严重歪曲事实

　　不仅如此，抗战结束后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但日本对以抗日为宗旨的西安事变一直都很“避讳”。在日本国内仅有极少数历史学家在做相关研究，而且有些研究严重歪曲了事实。例如日本历史学家曾在《日本战史丛书》里这样说的：“日本与列国一样，对于事变毫无所知，故不采取任何积极的方针，一贯保持‘静观’”。

　　不过，这种遮遮掩掩的态度也并没能阻挡那段历史重新浮出水面。有意思的是，这次是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主动选择与日本方面的“接触”。1990年，是张学良被台湾方面解禁后第一次打破沉默、公开露面。他从众多争相对其进行采访的欧美日媒体中选择了日本广播协会（ＮＨＫ），在台湾接受了它们的单独采访，重启西安事变那段刻骨回忆。

　　在谈到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时，张学良说，“那时我不想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为什么中国人之间要流血呢”，“当时部队内比较强烈的愿望是回家乡”，“他们要同日本人打，不愿同共产党作战而失掉力量，想保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战。”他说，和蒋介石不同，“我就主张攘外安内，就是对外就能安内”。他回忆说自己1936年4月曾秘密访问延安，同周恩来会谈，并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呼吁正在共产党根据地延安的周恩来到西安举行国共会谈。

　　日本辜负张学良良苦用心

　　采访中，张学良毫不讳言自己对日本的不满，他表示自己早年曾去日本参观军事演习，那次经历给他“留下很不好的印象”，“我感到这是日本人在向我示威”。“日本人这么做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促使我反抗日本人”，“日本当年完全是侵略的态度，我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张学良首次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就选择了日本媒体是用心良苦的，九旬高龄才打破沉默的他最放不下心的恐怕是日本年轻一代对历史的认识不足。他说：“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他想对日本年轻人说明，“不要用武力，用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点历史已经教训了我们”，“也不要以经济侵略别人，要帮助别人”。他希望能使青年人知道历史的经过从而不重蹈覆辙。

　　然而，今天的日本究竟能否承认和认识历史真相呢。去年，日本文部省批准的《新历史教科书》在《日中战争》一章中，特地增加了《西安事变》一节，诬称西安事变是：“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这种对历史的歪曲实在有负张少帅当初的苦心。作者特约撰稿臧运祜 实习记者 孙昭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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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70周年西安举行祭拜杨虎城将军活动新华网消息：在西安事变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杨虎城将军亲属及西安各界群众300余人2日上午在杨虎城将军陵墓举行了祭拜活动。>>>点击详细史海回眸：斯大林曾反对西安事变环球时报消息：今年是西安事变70周年。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在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迫使其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张学良曾试图寻求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但却事与愿违。最终在强大的国际压力和国民党内部压力下，张学良不得不牺牲自我，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以自己被囚禁的代价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