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碎片之二

——教育者和相关者

教育者和相关者

古代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进程的教育者和相关者的典型代表人物有孔、墨、孟、董（仲舒）等。

孔子

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一生致力于政治思想建构。早期试图通过办学、从政、周游列国传播其思想，实现其政治主张，但终不得志。晚年全心身从事教育，目的是以讲学方式通过弟子传承其政治思想主张。

主要思想

仁、礼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亲人、爱他人，“泛爱众”）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子曰：“唯仁者能好（音号，去声，喜爱）人，能恶（wu去声，憎恶）人”（《论语·里仁》）。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子夏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仁”是仁爱、慈善、友好、相亲相爱的人际关系和人道主义处世哲学，是一种内在的真善美，至高的道德标准和精神境界。“仁”作为精神核心价值主导社会，使之更美好。孔子的“仁”是孟子主张“仁政”的思想基础。“仁政”是有别于暴政的宽厚仁慈的治国理念。实施“仁政”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和谐发展。孔子的“大同”思想即从“仁”发展而来。“仁”适合于一切社会制度和任何时代，具有永恒的价值。

“礼”是“周礼”。子曰：“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礼是周朝的礼法，是一套完整系统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周礼是宗法等级制，对上下级别、高低贵贱、长幼尊卑作了明确规定，要求人们严格恪守各自的身份和地位，不得有任何僭越。周礼内容极其丰富，包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系统规范的礼制为周王朝宗族统治创造了有利条件，也约束了人们的思想。

“仁”“礼”的阶级性。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资治通鉴·周纪·周纪一》）。“礼定贵贱尊卑”。从孔子的贵族出身和竭力维护周礼以及对“君子”（贵族阶级）和“小人”（平民百姓）的褒贬（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樊迟请学稼，孔子骂他是“小人”……《论语》）观之，孔子的爱是有阶级性、有差等的爱，并无等爱。他的“爱人”主要是爱贵族，也有爱民的一面，如他的富民利民和“大同”思想。在阶级社会，仁、礼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中，鲁国和很多国家的王公贵族还有孔子的学生冉求，把分得的奴隶变为自由的佃民，这在孔子看来，是对礼制的根本颠覆，是了不得的。为此，他大骂冉求：“冉求已不是我的学生了，大家可鸣鼓而攻之。”当他听说晋国解放奴隶的法律条文铸在铁做的鼎上时，不无哀叹地说：“贵族和奴隶混在一起，怎么显出贵族的尊严和伟大呢？这么以来，贵贱之间一点区别都没有，还成什么国家？”——摘引自：杨国荣《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64年5月）孔子富有仁爱之心，但很难超越其阶级性，这是孔子思想的保守和局限。他的仁、礼更多的是为政治国的需要。

“大同”思想

孔子晚年提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礼记·礼运》）。孔子的“大同”思想是建立在阶级压迫的等级制和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础上的，而大同社会只有在没有阶级压迫、剥削和私有，精神高度文明，物质极其丰富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孔子的大同社会与其所需的条件不符，所以难以实现。

仕途跋涉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意为：做官有余力，就去学习；学习如果有余力，就去做官——古代实行世袭官爵制，世官族可先做官后学习，而平民则只能先学习，其优秀者才有做官的机会。优：优秀、优裕、富于——故“学而优则仕”即是学习优秀就可以做官。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实质就是读书做官。古代教育，除一些短期私学外，官学和诸多私学教育都是以做官为目的。孔子教育旨在做官而不在生产劳动和科学实践。即使招收平民子弟也是培养他们做官走仕途而不是回到生产和科学实践中去。因此，平民受教育也无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的发展。

《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子路跟随孔子落在了后面），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子路说：“不出来做官是不义的。长幼之间的礼节不可以废弃，君臣之间的道义又怎么可以废弃呢？想保持自身的纯洁，却乱了重大的伦理道德。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行使君臣道义。”）做官，是儒家的宗旨，并极力为其寻找理由。

孔子少时便有志于仕途，曾做过委吏（仓库管理员）、司职吏（管理牧场的小官吏）、家臣、中都宰、司空、司寇和代行宰相等职。孔子欲通过做官实现其政治抱负，以致饥不择食，不惜降低身份，欲往费（费邑。山东费县城西北的上冶镇南）这样的小地方做官，被子路止而止之。然而孔子做官，有其原则和底线，如若君王无道，能毅然弃之。鲁庄公六年，家臣当政，孔子认为这是“离于正道”，故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又如鲁定公十三年，齐国送一批歌女到鲁国，鲁国君臣沉溺歌舞，多日不朝，孔子恶而去之。多因政见故，孔子并不被重用，仕途失意，转而专注教育，如前所说，意欲通过办教育来传承其思想和政治主张。

克己复礼

春秋时期，社会处在动荡变革中：诸侯在长期发展中强盛起来，开始脱离周室独立发展；诸侯国之间发生兼并和争霸战争（兼并和争霸为国家统一创造条件）——分封制埋下的分裂隐患暴发；礼制被打破；奴隶制开始解体；周王朝走向衰落。为挽救周朝的衰亡，恢复心目中所谓的理想社会，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的行为欲望——也指诸侯当克制自己的兼并、争霸行为和私欲——回复到西周的礼制社会。孔子认为，只要做到克己复礼，天下就能归于仁。然周礼是奴隶社会等级制，奴隶、农奴、工奴和奴隶制代表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孔子“复礼”即是恢复不平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孔子礼制思想中的负面因素——面对社会变革，孔子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不是把历史推向前进，而是引向后退。

周礼是周朝的典章制度和道德礼仪。在制度方面，周礼作为维护奴隶社会等级制和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工具，理当废除。现代社会就是废除奴隶、封建礼制，建立法制的社会。在道德方面，礼多属贵族礼仪，部分对庶民具有实用性。随着时代的推移，礼不断演变，许多不符合时代习俗的礼仪被废弃，其中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礼仪在民众中得以传承和发扬，成为普适性伦理道德和社会交往准则。周礼是制度和道德的结合，首先是制度，即宗法等级制，然后才是制度的衍生物道德礼义，离开制度谈道义，礼就无所本，也不符合逻辑。在春秋“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子的“复礼”主要是恢复西周的礼制社会，包括但不仅仅是道德行为。只看礼的道德方面而忽略制度本身或相反都是不对的。对于礼，应批判地继承，摒弃奴隶、封建统治阶级礼仪，继承和发扬适合任何人、任何时代的道德行为准则。

孔子的保守还表现为对新事物的抵触。鲁国在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即按实际土地占有面积征税，废除了生产效率低下的“井田制”，并从法律层面上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提高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初税亩”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迈出关键的一步”。《左传》记载：“初税亩，非礼也……”孔子在修订《春秋》时引之以批评其“非礼”，目的是维护旧制，反对革新。

竭力维护礼制，因循守旧，反对革新，表现出孔子思想的保守性。孔子的守旧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两千多年的延续中，除了改朝换代，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政治制度未变，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未变，历史未变。

教育

创办私学：使更多人受教育，为教育发展做出了贡献。

教育平等：“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即无论贵贱，均可享受教育。表现孔子在教育上的平等思想。教育下行，由贵族垄断向平民教育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教育思想：仁礼道德，学习育人。

教育目的 ：为统治阶级培养士、仕、君子等为政治国人才。

教育内容：“四教”——文、行、忠、信；“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育人教育：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并按照其理念培养治国人才。为此，孔子非常注重育人教育，把育人放在首位，由此把住了教育的本质。育人教育是孔子教育的精髓，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作为教育楷模受到人们的推崇。

学习教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为政》）“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学而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

教学方法：“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以及因材施教、启发式教育、实事求是、身教重于言教等。

孔子的仁道、“大同”思想和创办私学、平等教育、育人教育、学习教育、教学方法等都是古今思想、教育的典范，永远闪耀着光芒。

脱离劳动实践——孔子教育的致命伤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礼，则民不敢不敬；上好义，则民不敢不服；上好信，则民不敢不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也，焉用稼？”（《论语·子路》）意思是：樊迟向孔子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农民；又请求学种菜，孔子说，我不如种菜的。樊迟出去了。孔子骂他是小人。又说，居上位的人，只要重礼义，讲信用，老百姓就不敢不敬重，不敢不服从，不敢不讲实情。如果是这样，四面八方的百姓就会背着孩子来为他耕种，哪里用得着自己种庄稼？这是孔子反对学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典型例子。尽管有人说孔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抱负有作为的治国理政人才而不是培养劳动者，也无法掩饰其恶农情绪和难以消除由此产生的恶劣影响。生产劳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强国富民的根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孔子反对学生从事生产劳动，违背了生存发展和富强之道，背离了教育的本源，扼杀了创造性育人教育，客观上阻碍了生产发展。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这是孔子轻农的又一表现。“民以食为天”，人首先是活着，才能从事精神和其他活动。耕，生存之本；非耕，何以活之？馁，乃轻耕，少获，无积、重租税或自然灾害等因素所致，非耕作本身的问题，耕不是馁的原因。相反，只有力耕织，才能保衣食，免饥馁。孔子认为精神重于物质，因而重道不重食，重学不重耕。而物质是基础，精神是建立于物质之上的，只有物质发展了，生存有了保障，才有心力从事精神建设；物质不存，温饱尚忧，何以谋道？即使在穷困潦倒和主观意念上建立了“道”，又有何意义？精神高尚生活困苦的道不是完美的道，这样的道既难建立又不巩固也不是人们所追求的。治国之道，是使国家和人民文明富强地发展，而不仅是谋道而“固穷”；是道和食、耕与学的结合，而不是彼此对立，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重道轻食和重学轻耕是把国民置于贫困境地，这显然不是治国者和君子所要的。孔子认为耕作常常会受到饥饿，学习可以从中获得俸禄，所以，劳动不如读书。这是在鼓动人们弃耕从学，舍本逐末。若人皆弃耕从学，谁去谋食？禄从何来？如是，不仅道之不存，连生存也成了问题。《吕氏春秋·爱类》记载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同样，学生不劳动，士不劳动，君子不劳动，贵族不劳动，整个统治阶级不劳动，普及教育，则无人劳动，岂不人皆饥寒而毙？谋道不谋食、从学不从耕之弊可见也。重道轻食，重学轻耕或反之都不是理想之道，理想之道是道、食、耕、学结合，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起抓。

不管孔子教育的目的意图是什么，人们如何为其圆说，他的恶农思想的存在及其影响都是客观的，恶劣的。它为统治阶级、读书人和劳力者提供恶农的理论“依据”，使更多的人受其影响而轻视或远离生产劳动，从而削弱了生产和生产力，动摇了经济基础和生存根基，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脱离劳动实践的教育是孔子教育的致命伤。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一的农家认为农业是民生之本，万事之首。故“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汉书·艺文志》）。农家因重视农业生产在百家中具有较大影响，大儒陈良的弟子陈相、陈辛兄弟俩放弃儒学，背着农具投奔农家，却被孟子指责为避高就低，弃明投暗——像一只鸟“从高大的树上飞到幽暗的山沟”。许行是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曾主张贤者与民同耕，君臣并耕，人人劳动，反对不劳而食，却被孟子视为蛮夷大加讨伐，责备陈相、陈辛兄弟向他学习。（取意于孟子与陈相的一场辩论见《孟子·滕文公上》） 农家“君臣并耕”的主张虽然不现实，但其以农为本思想无疑是正确和重要的，却遭到儒者排斥和罢黜，以致学派消失，著作失传，主体经济发展受损。为“独尊儒术”，儒家不惜牺牲立国之本为代价，其过不容。

“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阶级固化意识及“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生活使儒家所谓的“重农”思想无从落到实处。

（子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孔子出身没落的贵族家庭，早期为生活所迫，尚能做许多粗活。而后从政、办教育及游说各国而脱离劳动并成为贵族阶级的劳动反对者。孔子虽有富民意识，却无富民之实。脱离实际和口头的或融合在伦理道德中的富民思想因失去其本质内涵——劳动实践——而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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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是获得、巩固政权的工具，古代统治阶级无需劳作，只要建立巩固其维护阶级利益的政治权力就够了。所以古代统治者多重政治思想治理。儒者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一例。罢黜百家中代表生产、科学和与之相关的农、墨、杂、阴阳等家，独尊意识形态的儒家，强化了政治思想，巩固了封建统治，维护了统治阶级利益，削弱了经济科学。

孔子思想是政治的，毕生为构建其政治思想体系而努力。从政、办教育、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寻找实现政治主张的机会。由于孔子思想符合统治阶级利益和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所以被汉代及以后历代统治者采纳。孔子思想和皇权政治一同铸就了千年不变的历史。

经济是基础。经济兴则国民兴；经济衰弱则国民衰弱。历史上任何强盛，无一不是发展经济的结果。孔子教育无农工商技，思想少国计民生。在《论语》20篇512则中，仁字出现109次，礼字75 次，君子107次，而言农时、耕稼、勤劳、富民、民食等共9处，且有的意在德政而不在稼穑，如禹的勤劳俭朴，有若（字有子）的轻赋税，孔子的民信重于民食（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等，实言耕稼富民者甚少。孔子思想重在道德礼义，虽有富民思想，但较之道义却相去甚远，所以孔子思想适于治国而不适宜强国。

政治在统治，经济在发展。用传统政治治国，千古不变；用现代科学经济治国，日新月异。当代中国挣脱了传统政治和儒家文化束缚，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在短短一个世纪或几十年便超越古代几千年。古代政治和现代经济的治理告诉我们，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科学经济而不是传统政治。前不久，我们大搞政治运动，批判唯生产力论，几乎使国家走到崩溃的边沿；改革开放把发展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很快地富强起来。日本学习继承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并未走向强盛，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迅速成为世界强国。历史事实进一步证明，在非历史变革时期，只有科学经济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对科学的无知。儒家文化里没有科学，视墨家的科技及制作为“奇技淫巧”而讥之；纯粹以四书五经取仕的清朝，称西洋人的炮火是“妖术”，以粪御之。中西“鸦片战争”对决的实质是传统文化与新兴科技的对决。血的教训使中国人终于明白了问题所在，于是“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响起来了。这一历史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是只有经文，没有科学的传统文化导致国民创造力极度缺失的必然结果。缺乏和不重视科学的儒家文化留下的隐患，给后来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在中华民族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同时，也结束了儒家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

儒家思想主要是仁道、礼义；文化主要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作为主流文化贯穿其产生以来的整个古代历史，隋唐及以后历代科举考试都以四书五经为内容，明清时候只考四书五经。内容陈旧、形式僵化且缺乏科学的科举制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创造力。在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制约下，新思想、新科学文化很难产生，历史因此停滞不前。

用有重大缺陷的儒家思想文化治国是很不够的，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儒家思想文化体系中所缺少的新思想、新文化和科学技术等）以增强治理的先进性、科学性和全面性。当今中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正是被排斥在儒家正统文化体系外的科学技术在后来大发展的结果。

站在仁道、“大同”、君子和德智教育的角度看，孔子是个圣人，站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孔子确实不如农民。孔子思想有伟大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这两方面对历史都产生着重大影响。

孔子思想、教育在多方面前无古人，其“仁道”“大同”思想和学习、育人教育堪称卓越。这些对国家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他的部分思想和教育是适合任何时代的真理。然而，孔子教育没有稼穑，没有农工商技，脱离生产劳动的教育和因循守旧等思想阻碍了社会、经济和历史的发展。

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终因不适应历史发展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