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被北京大学开除的四川省广安市考生张非，回到家乡被邻近的南充市某民办学校重金挖到该校参加2005年高考。张非“不负重托”以703分的好成绩成为南充市理科状元，并获得这所民办学校的10万元重奖。张非被清华大学录取后，却又向清华大学申请退学，又化名“张空谷”在该民办学校参加2007年高考，在获得680分的高分后，又将轻松获取一笔重奖。张非因此成为其他考生愤怒而无奈的“职业高考生”。

　　(6月20日《华西都市报》)

　　一个被北京大学开除的学生，为什么被民办学校许以重金，如获至宝地挖到本校参加次年的高考？再次成为本市高考状元的这名学生，为什么甘愿放弃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清华学子身份，再回这所民办学校复读？原因只有一个字：钱。

　　是金钱的诱惑，使这名学生自动放弃被名牌高校录取的机会，沦为挣钱的机器。同样，也是金钱的诱惑，使民办学校不惜血本四处挖掘职业高考生。只不过，民办学校利用职业高考生挣钱的途径更加迂回一些———学校通过收买高考成绩可以“放卫星”的职业高考生提升知名度，借以获取家长和学生的信任，从而扩大招生数额，产生更大的利益回报。这样，职业高考生和民办高中就形成了各取所需的利益共同体。

　　职业高考生和民办高中这种勾结，于职业高考生自己和其他考生，乃至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和人才的脱颖而出，都是有百弊而无一利。职业高考生为经济利益的短视，耽误的是自己的大好前程。本应升入高校的职业高考生重返高考赛场，对其他考生又造成了不公平竞争。同时，民办学校依靠购买职业高考生提升知名度，无异于一种诈骗。对于学校的长足发展而言，可以说是饮鸩止渴。

　　职业高考生现象折射出了金钱对学生价值观的扭曲和学校办学方向的偏差。透过职业高考生与民办学校之间的利益链条，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教育产业化的影响，一些学校(特别是民办学校和所谓公办民助的混合所有制学校)，将追求经济效益放在了办学目的的第一位。教育产业化的实质就是利益化。在追求经济利益为宗旨的办学思想影响下，学校就会将考试成绩突出的学生视为招财的法宝，通过获取奖金的方式从学校分得一杯羹的职业高考生也应运而生。

　　要取缔职业高考生，只能从制度建设上入手。虽然在现行制度框架内，退学与重考是高考生的权利，但是，切实加强对民办学校的管理，健全教学业绩考核体系，引导学校通过诚实办学树立品牌，遏止学校唯利是图的办学动机，却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应尽之责。对收买职业高考生制造虚假轰动效应的学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应该及时向社会公布真相。当然，就深层次而言，需要纵深推进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人才培养和评价模式，尽快克服以培养考试机器为目标办学方向。

　　选择短视，就得付出代价

　　凭借一身过硬的“应试本领”，轻车熟路地进出于清华、北大，领取着不菲的“高考奖金”，“职业考生”张非似乎很“滋润”。可是，前后4年光阴，当初的“同学”都该毕业了，或工作、或读研、或出国，甚至毕业后结婚成家……而张非呢？不过是原地打了个转儿，知识含金量没怎么提高，个人价值更没怎么增进，却虚掷了大把的花样年华。张非这4年到底是“赔”还是“赚”？相信大家心中都会有答案。

　　而回顾当年第一次从北大退学时，张非也有自己的苦衷：不喜欢本专业、陷入网瘾不能自拔……但之后他所选择的短视行为，必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张非今天所受到的惩罚，已经是太沉重了。

　　其实，张非很可能比大多数人都更痛苦、更无助。谁能帮助他解脱眼前的困境？怎样防止出现下一个“张非”？这些问题绝非指责高考制度就能解决，需要我们更多的反省与深思。(巴山牛 宣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