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04年为例，我国民办高校只有极个别的有政府资助，并且额度较小，主要收入来源是学杂费，占95%，政府捐款、私人捐赠和其他收入不足5%，很多学校更是100%来源于学费收入。

　　在经历了15年市场洗礼之后，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民办高校显露出了不寻常的“疲态”，融资难成为棘手难题，而民办高校投资也走到了一个捉摸不定的十字路口前。

　　上述“疲态”须从3月1日全国工商联举行2013年提案新闻通气会上说起——民办高校的提案甚至上升到修法层面——通气会上称，将提交关于适时修订《担保法》，帮助民办学校解决融资困难的提案，并建议创新民办学校担保方式。

　　随后两会中，全国政协委员、锡华集团董事长张杰庭提交提案称：“由于缺少政府公用经费的支持，加上民办教育融资渠道的匮乏，民办教育对于资金的渴望，是公立学校难以想象的。”

　　再至3月9日上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来到河南代表团参加审议，听取人大代表发言，就在代表们发言即将结束时，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宇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光宇又向李克强讲了关于民办教育的几点建议。

　　在此背后，自1997年10月1日国务院颁发《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以来，中国民办高校投资情况又如何？以两会为线索，《第一财经日报》调查显示，因存在制度瓶颈以及现实挑战，民办高校投资前景堪忧。

　　融资渠道不畅通

　　“我个人判断是，如果国家的相关政策还没有太大变化的话，未来2～3年，将会是民办高校"破产"的高峰期。”在对本报记者说此番话时，上海建桥学院董事长周星增带着某种苦涩。

　　尽管这只是周星增的个人预言，但现实并不容乐观。

　　公开数据显示，教育行业的投资在经过2008年的高峰——31起融资案例、6.3亿融资规模之后，在 2009年便已陷入低谷，虽然2010年和2011年，中国民办教育行业融资案例数量和融资规模再次呈现上升趋势，但主要还是来自教育培训领域，高校投资鲜有涉及。

　　“近几年，民办教育新的投资几乎是停滞的。”上海另一家民办高校投资人王浩（化名）认为。

　　而在张杰庭的提案中，则给出了进一步的现实困境答案。

　　上述提案称，目前中国民办教育机构的主要融资渠道包括举办人投入、学费收入和结余、民间融资、风险投资和信贷融资。信贷融资应该是大多数民办教育机构主要的融资渠道，但这个渠道并不通畅。

　　根据现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机构被归类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类，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是基于《公司法》规定开展业务的，无法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供支持。

　　据提案，因“非营利性组织”的定性，直接导致财务报表就不能“太盈利”，这也意味着，金融机构不会对没有盈利的机构提供融资服务。而现行的《担保法》以及《物权法》，对民办教育机构的担保资格和教育设施的反担保能力都有限制性条款，民办教育机构的担保、反担保能力都受到制约。

　　“这无疑是矛盾的。”王浩说。

　　也是因此，张杰庭认为：“这样，投资民办学校的资产就变成沉没资产，客观上限制了资本的流入，加剧了融资的困难。”

　　政府的支持无法抹杀

　　民办教育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态，周星增并没有想到。

　　1997年10月1日，国务院颁发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开始实施，其中规定，“国家对社会力量办学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此条例出台后2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而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明确提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敞开多元化发展之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受限于当时政府的财力，仅仅依靠政府投资、创办公办学校的方式很难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引进社会资金，吸引多方力量共同参与高等教育事业，就成为解决当时的高等教育服务供给缺口的出路。”上海工商联民办教育协会秘书长、全国两会工商联关于民办教育的提案起草者忻福良表示。

　　作为较早一批下海经商的公务员，周星增对市场是敏感的，当然投资教育也带着一种情怀，“当时我们全班70多人，只有我一人考上大学。我想这是幸运，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办一所大学，让更多人有上大学的机会。”

　　当然，办大学需要条件——合格的师资队伍、一定的规模等等。充分的资金是一个必要条件，有资金也就有了固定的土地，才有校舍，才能有规模。

　　周星增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先将500万元打到教委的账上，教委的正式批文还未下达，周星增便已与康桥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协议，征地438亩，欲投资4亿元，创办上海建桥学院。

　　“当时办学校多是租地，我们在1998年就是租的，教育用地只有公办学校才可以划拨。”王浩说。

　　这就出现了另一个疑问，民办教育的用地应该以什么价格给投资者？如果给民办教育投资者教育用地，又该以什么方式合作？

　　最终还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周星增成立了公司，以公司的名义签约。而土地，最初还能够作为公司的资产抵押贷款与再融资，而贷款全部用于学校硬件与软件的建设上。

　　不到一年的时间，上海建桥学院一期工程全面竣工，6万平方米的高标准教学大楼、学生公寓、综合服务楼等设施一应俱全。“软件”的师资队伍建设得也不逊色，开设了14个热门专业。

　　谈起初始岁月的“艰难”，周星增更多的是感激。“虽然我们的贷款不多，但在民办教育逐步探索的过程中，政府的支持是无法抹杀的。”

　　而这种模式也成为民办教育的主要运营模式之一，吸引着诸多投资者进入民办教育行列。

　　从1998年到2006年，可以说是民办教育最辉煌的8年。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全国共有民办高校278所，民办高等教育本专科学生280余万人。

　　从模式到监管不成熟

　　正是在扩招的拉动下，王浩创办的学校在2001年，招生人数就从最初的63人增加到了上千人。而有了规模后，其运作方式与周星增相似，终在2004年前后，其在上海拿到了140亩民办教育用地，但王浩并没有周星增最初的那份“幸运”，土地并不能抵押贷款。

　　在一些投资方撤出后，无奈之下，王浩将自己与家人的所有房产作为抵押，从银行贷款，来维持学校整体的投资与建设。

　　这背后是2003年9月1日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其从法律上明确了民办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而这一性质的体现之一就是财产权的归属，按照第36条，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这势必要求民办教育所依托的平台——公司的资产要全部转移到学校名下。

　　《物权法》及《担保法》均规定：学校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不得抵押。

　　“这一政策的变化背后是有一些原因的。民办教育原本就是粗放型市场化的一个发展，从模式到监管都不是很成熟与完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不否认民办教育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北京最早涉足民办教育的一位投资人说。

　　比如：一些民办高校的内部管理体制不健全，董事会、理事会、董事长、理事长、校长职责不够明确。家族式管理、出资人一人说了算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民办学校财务管理不规范，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专职财会人员，记账方式混乱等等。

　　尤其是2004年，民办教育航母“南洋学校”倾覆使得民办教育存在的问题全面暴露。

　　根据媒体当年的报道，从1994年起，南洋集团一直以收取高额储备金循环负债投资的模式快速扩张。

　　所谓储备金是一种融资方式。在学生入学时向学生一次性收取8万元至32万元不等的资金，许诺学生毕业时全部返还，学生在校就读期间学费、伙食费全免。南洋创始人任靖玺正是用这种方式在10年内建起了12所学校。

　　不过，在2004年10月，在即将到来的储备金归还前，任靖玺举家移民新西兰，2005年，南洋危机全面爆发，累计拖欠储备金高达5亿元。

　　“虽然这样的事件是少数，但南洋学校极不正常的管理模式与长期脱离监管的财务运行被视为民办学校亟待医治的通病。”王浩对本报记者说。南洋危机之后，“出资人投资学校的资产应过户到学校名下”成为一项重要的实施细则。

　　这几乎切断了金融业对民办教育的支持，因为我国《物权法》及我国《担保法》均规定学校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不得抵押。

　　“据我所知，近些年，按照政策，银行是不可以给民办学校贷款的，而一些投资人不是像我一样拿自己的资产做抵押，就是到处借钱来维持民办学校的运转。我们的压力可想而知。当然对于出资人投资学校的资产，别的民办学校是否已过户到学校名下，我不知道，但我们只过户了一部分，现在还在这个过程中。”王浩表示。

　　本报记者采访的其他几位民办高校投资人表示，目前并没有全部过户到学校名下，如此缓慢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如果过户，投资人的回报究竟在哪里？

　　招生难

　　尽管民办教育融资困难，但2005年，民办教育的发展并没有跌入谷底。一切的改变是在2008年，生源的减少又成为民办学校另一“不可承受之重”。

　　“因为我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学费，一有投资到账，基本都是用在硬件与软件的建设，你们说是利润，我们说是结余，在头几年，这个结余更多是对学费的支出有效的管理才有的，并不多。而学费一直未涨过，这几年，根本就没有结余。”王浩说。

　　在王浩看来，民办教育的日子并非看上去那么“风光”。

　　有专业人士曾做过调研。以2004年为例，我国公办高校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政府经费，占到48%，其次是事业收费，占到44%，捐款收入、校办企业和其他收入占到8%；我国民办高校只有极个别的有政府资助，并且额度较小，主要收入来源是学杂费，占95%，政府捐款、私人捐赠和其他收入不足5%，很多学校更是100%来源于学费收入。

　　尤其是2009年，民办学校开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招生寒流。

　　自1991年以来，我国的新生人口不断减少，学龄人口总量处于下行态势，高校适龄生源从2000年的380万增长到2008年的1050万，但2009年则降至1020万，2010年更跌破千万。

　　这对于生源主要来自全国各地高考落榜生的民办高校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2009年，民办高校新生人数平均比2008年减少四成。“以学养学”的办学模式直接使一些民办高校入不敷出。

　　来自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的不完全统计显示：2008年全国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866所，比2003年减少了238所。

　　根据一些民办高校的测算，要想保持学校的正常运转，一个民办专科学校在校学生需维持在3000人左右，一个民办本科学校需要维持在5000人左右，否则就会陷入“招生不足-资金断裂-教学停滞-声誉下降”这样的恶性循环。

　　2009年，仅招到8名学生的重庆北软教育集团软件工程学院申请破产。

　　“我所知道的一些学校不是申请破产就是卖了。我们因为有投资别的产业，状况还不算太坏。”周星增说。

　　而王浩则是坚挺着，因为学校在学生就业率上下了功夫以及增加企业职工再提升的深造业务，1500人的规模还能够维持发展。

　　一位投资者告诉本报记者，全国拥有3000人与5000人这样规模的民办学校的比例并不高，“能够维持运转的是有，但一定是金字塔顶端的那部分，其核心一定不是只专注于高校这块。有的是有别的产业支撑，教育这块的硬件与软件设施跟上，还能循环发展，就是对民办教育的整体投资，从幼儿园到高校，全部都有投资，但坦诚地说，回报率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