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关于高考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社会极大关注。

　　复旦、交大从3月3日向社会公布自主选拔录取改革方案，到4月15日同时宣布预录取名单，两校的改革如同巨石击水，激起层层波浪，引发各种话题。

　　如果把高考比作教育的指挥棒，现在，复旦也在挥舞着10%的指挥棒。

　　她希望“指挥”出怎样的曲章？而整个社会这支“乐队”又将随之产生何种变化呢？

　　自主PK公平

　　——大学自主选拔人才的理念会不会冲击传统的公平观？

　　公平——几乎来自所有高校之外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两个字上。

　　“一面定终身，公平吗？”“考官们有主观性差异，何以保证公平？”“只在上海本地招，对外地生源公平吗？”“比谁会沟通，公平吗？”……

　　没人否认现行高考制度应该改革。然而，自主招生形式出现时，众多疑虑和揣测却纷至沓来。

　　自主招生会PK掉公平性吗？家中有两位考生、而且同时参加这次复旦自主招生的家长江国基，对于两个概念的起伏不断的看法极具典型性。

　　“一开始，我格外关注公平问题。”他研究了很多遍方案，特别是面试的每一个环节，就想找出有没有任何不公平的可能。他私下盘算：就算自己不去托关系，至少也得提防着别人有无可能玩猫腻。

　　他最后发现：“玩猫腻的代价会极为高昂。”

　　150名“考官”，提前1小时抽签分组，接触此前同样抽签分组的考生材料；每组考官皆来自不同专业背景，对于每位考生的命运只拥有1?5投票权。

　　“不敢说绝对做不了手脚，但做手脚的可能性实在太小。”

　　倒是另一个可能导致“不公平”结果的情况，让江国基觉得“最不好说”：每个考官的认识与价值取向有主观差异，对人才的识别能力也有高低之分，大家见仁见智。“主观判断越多，越容易掩盖许多不公平现象滋生，而这无从追究。录取哪名考生，难道不也是一种偶然与运气吗？”

　　复旦高教研究所副所长、此次面试考官之一的熊庆年坦陈：为了使考官不出现客观失误，复旦对全体面试官进行“考”前培训，“我想，5个考官同时投票，大多数考官同时走眼的可能性毕竟很小。”

　　江国基的一个孩子一路过关斩将，“金榜题名”；另一个孩子却止步于面试之前。虽然为落榜孩子惋惜，但亲历所有环节后，江国基坦言：“自主招生未必不公平。”

　　熊庆年却不由得叹息一声：“为了得到这种社会认可，复旦其实作出了相当多的妥协。”

　　高教研究所负责向改革领导小组提供有关决策咨询。据他透露，最早提供的建议材料中，基本不涉及程序公平、公正问题。“欧美自主招生已有多年了，而且自主性更大，也没听说不公嘛。”不过，他注意到，学校领导对“公平”高度重视，方案设计中从一开始就强化“公平性”。“严密得都有点繁琐，繁琐得……似乎损害了‘自主’的质量。”他小心地选择了一下字眼，又立即补充：“当然，若非如此，来自社会的压力可能更大。”

　　遗憾最大的，是给予考官了解考生的时间太短。为了力保每个环节都不授人口实，避免提前打招呼、托关系现象出现，面试当天早上8点才对全体考官临时抽签分组。到9点从监考人员处取得考生全套申请材料，中间有一个小时的了解过程。“一个小时看10份材料，时间哪够？与一些考生沟通时，针对性就弱了些。”由于考官是当场抽签临时组合的，考官之间又不允许对同一学生进行讨论，难免造成不同考官对同一考生提问重复的现象。

　　“能不能给自主招生的环境放宽松些？”在复旦自主招生总结会上，与会面试官一致呼吁。

　　江国基也反思：作为家长，是不是对自主招生的“公平”认识太机械、太传统？大学根据自己的办学目标、育人理念，提出自己的选人标准，正是树立了“自我负责”的意识。

　　“检验自主招生是否公平，其实不在于考官的临时抽签，更关键的，在于如何使录取者与被录取考生，甚至考生与他们的推荐学校、推荐人之间形成一道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使握有录取权的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江国基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