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三十年，晋城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特别是1985年新的晋城市成立，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化进程速度加快，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不断加强人口控制工作，人口数量平稳增长，人口素质全面提高，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根本转变。与此同时，随着积极的就业政策贯彻落实，劳动力市场的日臻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的日益健全，城乡新就业人数大量增加，就业结构逐步优化，与经济结构逐步趋向偶合，劳动效率进一步提高。
一、人口总量增长得到有效控制，极大地缓解了劳动就业的压力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市人口再生产经历了由“三低”—“三高”--“三低”的阶段性变化。总人口也由1978年的174.50万人增长为2007年的222.33万人，增加47.83万人，增长27.41%，年平均递增0.84%，低于全国与全省1.10%与1.17%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建市以来人口发展的变化很大。全市总人口增长趋势以上世纪90年代初为分水岭，呈现倒“V”字型变化。在90年代以前由于刚建市不久，外来流动人口涌入较少，人口增长速度较慢；而后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工业化速度的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外来务工经商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第二个生育高峰期的到来，进入80年代后期，人口增长速度较快，1990年达到了顶峰。而后，全市各级党委政府非常重视计划生育工作，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将人口发展计划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层层落实目标责任制。90年代后期到“十五”时期，随着计划生育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强与第二个生育高峰期的过去，人口较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人口增长速度减缓，出生率逐年下降（见图1），人口总量的增长也逐渐趋于减缓增长的态势。（见表1）
图1 晋城市1978年—2007年出生、死亡与自增率趋势图
（一）生育水平明显下降，实现了人口总量的平稳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市人口生育水平不断下降，人口出生率由1978年的16.05‰下降到2007年的10.21‰，年均下降0.2个千分点（见图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1‰的1.89个千分点。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由1985年的48.13‰下降到2007年的38.81‰，年均下降0.42个千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7.4‰的8.59个千分点。
人口再生产类型完成了由“高出生、高死亡、高自然增长”的传统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模式转变。随着出生率的逐年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8年的7.74‰下降到2007年的3.99‰，年均下降0.13个千分点。2003年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5‰以下的水平，我市人口进入平稳增长时期。
（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人口总抚养负担明显减轻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市总人口（常住人口）中， 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人口为54.2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08%；15-64岁人口为149.6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5%；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2.26人，比重为5.67%。2005年，0-14岁儿童人口为48.32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为21.91%；15-64岁人口为158.4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为71.86%；65岁及以上人口为13.7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为6.23%。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3.17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与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上升了2.61、0.56个百分点。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晋城市人口年龄构成类型正在逐渐向老龄型人口转变，老龄化社会的特征日益显现，进程正在加剧。人口总抚养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由2000年的44.41%下降到2005年的39.15%，下降5.26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由2000年的36.22%下降为2005年的30.49%，老年抚养比由2000年的8.19%上升为2005年的8.66%。人口总抚养负担明显减轻，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稳步上升，晋城市正处于劳动力年龄人口的“黄金”时期，即“人口红利”时期。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老年人口的数量日益增加，这就要求我们未雨绸缪，在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注重发展“银发产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养老安全网，建立终身教育和保健体系，以高素质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见表2）
二、人口素质明显改善，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劳动力资源
（一）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人口健康状况明显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我市人口总体健康状况有了极大改善。
1、儿童与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据全市妇女儿童监测统计数据显示，全市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由2000年的10.25‰、14.80‰、18.04‰降至2007年的6.04‰、7.45‰、8.73‰。婴儿死亡人数逐年下降，由2000年的306人下降为2007年的111人，下降速度明显。（见表3、图2）
图2 2000—2007年晋城市儿童死亡情况
2、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1990年，我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6.79岁，2007年提高到71.74岁，提高了4.95岁。其中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从1990年64.83岁提高到2007年的69.89岁，女性从1990年68.96岁提高到2007年的73.92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明显高于男性。（见表3）
（二）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提高，高学历人口比重不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日益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大量增加，尤其近年来受高校扩招和各种成人教育迅速发展的影响，我市6岁以上人口平均整体受教育水平稳步提高，由2000年的7.9年提高到2007年的8.41年，提高0.51年，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提高1.21年。在全市总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人员所占比重由1982年的46.59%下降到2005年的32.94%，为65.47万人；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员比重由1982年的24.65%上升到2005年的50.75%，为100.89万人；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员比重由1982年的6.63%上升到2005年的11.63%，为23.12万人；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比重由1990年的0.21%上升到2005年的3.67%，为7.30万人。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增加6.96万人，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增加12.58万人，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增加61.69万人，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减少 8.62万人。高学历人口比重不断上升，说明全市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向更高一级层次转化，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事业的不断进步，高学历人口比重会愈来愈高，又会加快经济社会的更好更快发展。（见表4）
三、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基本形成，就业方式趋于多样化
（一）劳动力资源总量持续增加，全社会就业人数稳步上升
随着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和人口质量的不断提高，全市劳动力资源总量在不断增加，劳动力资源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从1978—2007年全市劳动力资源总量变化情况看，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劳动力资源总量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1978年，全市劳动力资源总量为76.82万人，其中城镇劳动力资源总量为17.75万人，乡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9.07万人，分别占劳动力资源总量的23.11%、76.89%。2007年，劳动力资源总量增加到135.46万人，其中，城镇劳动力资源人数占总量的比重增加到32.70%，乡村劳动力资源人数占总量的比重下降到67.30%。劳动力资源总量30年增加了58.64万人，增长了76.33%，年平均增长率为1.98%，而同期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84%。二是劳动力资源总量占总人口的比例持续增长。全市劳动力资源总量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44.02%增长到2007年的60.93%，反映出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劳动力资源总量占总人口的比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三是社会从业人数占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例持续下降。社会从业人数的增长速度慢于劳动力资源总量的增长速度。全市社会从业人数由1978年的71.28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18.76万人，增长了66.61%，年平均增长率为1.78%，低于全国2.27%的年均增长速度，略高于全省1.75%的增长速度。占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例由1978年的92.79%，逐步减少到2007年的87.67%。社会从业人数年平均增长指数仅相当于劳动力资源总量年平均增长指数的89.90%。劳动就业率逐步下降，劳动力资源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从而形成了劳动就业的压力有增无减，推进就业人员增长仍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见表5）
（二）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劳动就业率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
劳动就业率即劳动力参与率是衡量一个地区劳动力市场活动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表示为劳动力占劳动力资源的比重(劳动力总量与1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劳动力包括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也是指一个地区全社会从业人员占劳动力资源总数的比重。我市历经两个发展阶段，劳动就业率的变化趋势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各项政策的实施有所不同。
1、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984年）我市全社会劳动就业率处于增长态势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改革开放政策，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实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过渡，给刚建立为城市的我市发展带来了更好的机遇，城市建设加快发展，从业人员较快上升，“农业化”格局被打破，农村劳动力开始向二产、三产及城镇分化转移，城镇从业人员较快增长。城市化的推进带来了人口和产业的聚集效应，特别是1985年实行市管县体制改革以来，我市从一个无名的小县城升格为地级市。从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变革，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走上了较快的发展轨道。1984年，我市总人口为181.28万人，劳动力资源总数为81.95万人，全社会从业人员为77.32万人，分别比1978年增加了6.78万人、5.13万人、6.04万人，增长了3.89%、6.68%、8.47%。从业人员增长速度快于人口与劳动力资源增长速度。全社会从业人员占劳动力资源总数的比重为94.35%，比1978年的92.79%增加了1.56个百分点。从计划经济体制解放出来的农民对自己的劳动有了充分的选择和支配权利，离开土地开始寻找一切机会从事生产、建筑、交通运输、商业经营活动，实现了充分的就业。（见表6、图3）
2、建市以来（1985年—2007年）我市劳动就业率处于下降态势
2007年，全市总人口达到222.33万人，劳动力资源总数达到135.46万人，全社会就业人员达到118.76万人，分别比1985年增加了40.30万人、51.74万人、39.12万人，增长22.14%、61.80%、49.12%。劳动力资源总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0.93%，比1985年增加14.94个百分点；全社会就业人员占劳动力资源总数的比重为87.67%，比1985年下降7.46个百分点。劳动力资源总数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从业人员与总人口增长速度，劳动力资源总数占总人口比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同时从业人员占劳动力资源比重即劳动就业率一直处于缓慢下降趋势。建市以后，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逐步改善，人口的健康素质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平均预期寿命迅速延长，劳动力年龄逐渐增大，资源总数增长速度较快。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教育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年龄内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愈来愈多，在校学生急剧增多，使从业人员占劳动力资源比重一直处于下降趋势。1985年，全市高中以上学校在校学生（不包括在市外上学的学生）只有1.67万人，2007年，全市高中以上学校在校学生（不包括在市外上学的学生）已达到6.86万人，比1985年净增5.19万人，为1985年的4.11倍。闲置在家的人也在不断增加，2007年，家务劳动者达到5.78万人，比1985年增加5.33万人，说明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下降是受劳动年龄内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愈来愈高及闲置在家人员增多的影响较大。（见表7、图4）
图4 1985--2007年全市总人口、劳动力资源、从业人员情况
（三）就业结构逐步优化，演进速度明显加快
就业结构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但就业结构对经济结构又有重要的反作用。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合理程度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30年，我市的三次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构成不尽合理。改革开放特别是建市以来，是我市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07年，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分别为44.77万人、35.55万人、38.44万人，与1978年相比，第一产业减少6.51万人，第二、三产业分别增加22.55万人、31.4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37.70%、29.93%、32.37%。而1978年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构成比例为71.94：18.24：9.82。30年来，我市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演进速度明显加快，成效显著。根据产业结构理论，随着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将表现出有序的阶段性和规律性，不断向高级化升级。按照库滋涅茨定律，三次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从产值和劳动就业比重的位序变化上看，是由“一、二、三”(第一阶段)，经过“二、一、三”（第二阶段），再向“三、二、一”（第三阶段）转变。从这个理论看，我市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位序还处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优化经济与产业结构仍是我市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见表8、图5）
图5 1978年--2007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构成情况
1、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984年）我市三产就业结构不尽合理，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缓慢转移。
1984年，建市前期，在全社会就业人员中，第一、二、三产从业人员分别为39.42万人、22万人、15.9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50.98%、28.45%、20.57%。与1978年相比，从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减少了11.86万人，第二、三产业分别增加9万人、8.9万人，所占比重与1978年相比，第一产业减少20.96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分别增加10.21、10.75个百分点。七年中，非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提高了20.96个百分点。说明改革开放初期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我国的改革由城市转向农村，对农村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我们的农村与农民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从思想深处变革，转变了长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落后局面，开始了第二次大变革，从落后的农业向非农业开始转移，逐步的建立了集体与自己的工厂、企业，农民开始跑运输、搞建筑、经商做企业，农村劳动力开始向第二、第三产业慢慢转移，这个阶段只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初始阶段。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的位序还处在“一、二、三”为特征的第一演进阶段。（见图6）
图6 1978年、1984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2、建市以来（1985年—2007年）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基本形成，统筹城乡就业成效显著
2007年，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分别为44.77万人、35.55万人、38.4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37.70%、29.93%、32.37%。与1985年相比，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加了6.63万人、11.55万人、20.94万人，所占比重第一、二产业分别减少10.19、0.2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10.4个百分点。其中，“七五”时期，一产从业人员比重有所下降，二产、三产从业人员比重稳步上升，一产从业人员比重比1985年下降了3.04个百分点，二产、三产比重分别上升了1.12、1.92个百分点。“八五”时期，一产从业人员比重快速下降，二产、三产从业人员比重上升较快，一产从业人员比重比1990年下降了7.18个百分点，二产、三产比重分别上升了3.23、3.95个百分点。“九五”时期，一产从业人员比重有所上升，二产从业人员比重下降较快，三产从业人员比重继续较快增长，一产从业人员比重比1995年上升了3.58个百分点，二产从业人员比重下降了6.11个百分点，三产从业人员比重上升了2.53个百分点。从各时期统计数据表明，从业人员及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各个时期经济结构与体制改革的发展变化是密切相关的。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主要依靠工业外延增长的大规模转移而进行，“七五”、“八五”期间，全市农村出现了大办乡镇企业高潮，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1985年的5847个增加到2000年的6489个，从业人员从12.24万人增加到25.76万人，增长了1.1倍。推动了农村就业结构发生突变，农村劳动力就业显现“非农化”和“城镇化”的势头，异地转移速度加快。特别是二产、三产从业人员的比重稳步上升，与我市近几年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有很大关系。我市经济结构还是依赖煤炭、化工、冶炼、电力的重工业发展为主，三产服务业正在兴起。劳动力流动开始突破城乡、地区之间的分割，市场导向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到体现和加强。随着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特别是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人员会相应减少，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从而推动了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的变化。这个阶段的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的位序处在“二、一、三”向“三、二、一”的第二向第三阶段演进过程。（见表8）
（四）就业方式趋于多样化，非公有制单位成为就业增加的主体
1978年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就业工作指导思想上，逐步扭转了以往“统包、统配”观念，实行了“在国家统筹规划下，由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开辟多种渠道，广开就业门路，使就业结构进一步合理，就业渠道不断拓宽，打破了过去那种把全部劳动力都凝固在土地上的“农业化”格局。特别是建市以来，国民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就业形式更加多样化，异地转移速度加快，出现了从乡村到城镇，由城镇到城市的阶梯式转移。2007年，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在城镇集体以上单位就业人数为24.75万人，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乡镇、村办集体企业、私营、个体与民办非企业及农村从业人员等）就业人数达到94.01万人，与1978年相比，分别增加12.57万人、34.91万人。非公有制经济就业人数增加是城镇集体以上单位就业人数的2.78倍。在城镇就业人数中，2007年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达11.98万人，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重达32.62%，而1978年仅有0.03万人，所占比重仅有0.25%。同时，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比重持续下降，从1978年的99.75%下降到2007年的67.38%，下降了三分之一。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市以煤炭、冶炼、铸造、建筑、交通运输为主的一批乡镇、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单位及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与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就业，使这个阶段的非公有制单位从业人员增长速度快于城镇集体以上单位从业人员增长速度。这个时期，特别是“八五”到“九五”时期，乡镇及以下办企业非常繁荣发达，到1996年，达到了鼎盛时期，共有乡镇及以下企业77911个，从业人员总数达到52.15万人。改革开放以来，我市的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崛起，并不断发展壮大，在全市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也不断扩大，繁荣了城乡经济，增加了财政收入。就业规模也在持续扩大，就业人数成倍增长，吸纳了更多的人员就业，缓减了政府就业工作的压力，已成为当前就业的主要载体。（见表9、10、图7）
图7 1978年--2007年城镇单位、私营个体从业人员构成情
（五）劳动效率明显提高，就业弹性系数逐期降低
2007年，我市人均创造地区生产总值的社会劳动生产率达到18926元，比1978年的345元增长54.86倍，平均每年增长14.81%。反映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建市以来，我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在快速高位发展的水平。从反映生产与就业关系的重要指标—就业弹性系数（社会从业人员增长/GDP增长）看，我市就业增长弹性系数虽有波动，但仍在逐期降低。其中，“八五”时期降低更为明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要实行高就业政策，按计划向企业分配劳动力，就业增长弹性值较高，但到八十年代后期，企业改革逐步深化，企业用工自主权扩大。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企业内部管理更加强化，将大批富余人员推向社会，就业增长弹性值更低。与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在体制转轨时期，生产增长同就业增长的相关性很小，难以用就业弹性增长系数对目前的就业效率进行较确切的分析。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规范，经济的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成正比例的。企业需要发展，就要增加劳动力的投入；相反，企业不景气，也会排斥劳动力。因此，劳动力的就业状况既是经济增长的一种反映，也是经济景气的一种“晴雨表”。（见表11）
改革开放30年，我市实施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农村劳动力从控制盲目流动到引导有序转移，实行城乡统筹就业，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实行一体化。经济结构逐步调整，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得到明显优化，劳动就业的法制建设逐步成熟，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多层次的就业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就业服务开始进入以人本服务为核心的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出现了良性互动的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