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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改革，必须有更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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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报 2010-1-28 9:2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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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自由发展的环境，没有独立思维，就不会有创新，也谈不上涌现杰出人才。要在大学里培养出杰出人才，特别是非常杰出的人才，必须有好的生源，必须从小抓起，从基础教育抓起。只有强了教育，国家才会强大，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可能
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危机感油然而生
笔者在阅读温家宝总理于今年教师节前在北京三十五中的讲话时,一看到“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危机感”这句话，就想起16年前在复旦大学接待以色列已故总理拉宾，当时他自豪地说：“以色列只有550万人口，领土的60%是沙漠、90%是干旱地，但我们是农业强国、高科技强国。”确实，以色列出口产品中高技术产品占了80%!笔者问拉宾总理：“是什么因素使以色列如此强大？”他就回答了一句话：“以色列有7所一流大学。”确实，以色列对教育的重视闻名于世，它在教育上的年投入占GDP的12%，而且，在以色列建国前25年,希伯来大学就成立了(1925年)，创建该校的首任校长魏茨曼后来成了开国总统。近年来，在本土作出巨大贡献的以色列科学家更是接二连三地荣获诺贝尔奖，他们都是在以色列的高等院校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以色列工作的科学家：其中两位是在希伯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成立于1924年的以色列理工学院任教授，于200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他们是以色列第一次在本土实验室内诞生的诺贝尔奖得主；还有一位，阿达·尤纳斯，是在成立于1934年的魏茨曼科学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后任该校教授,获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是当年获奖的三位女性之一，也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中第四位女性。在介绍她的时候，提到她的团队历经了25000次失败，却没有讲她发表了多少SCI文章！这三位科学家获取学位的单位以及工作的单位都是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他们都有优秀的工作团队，并得到社会的强力支持。据说，阿达·尤纳斯所在的系共有10位教授（含2位副教授），其中9位是讲座教授（含1位副教授），都得到社会的支持。这在以色列高等院校里不是个别现象。支持他们的不仅是金钱，而且有比金钱更重要的：社会的满意与期望。
相比之下，论土地面积，北京与以色列差不多；论人口，上海为以色列的三倍；论环境，我们处于60年和平环境，他们则是战火不断；论经费，我国有些大学的年收入已超过他们；论历史,我们的大学诞生得比他们早得多，京沪两地都有百年老校；但是论水平，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我国却几乎没有一所大学可以与他们相比！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我国有实力的省市区政府中有几个能与以色列相比？
笔者两个月前在耶鲁大学与一批生物学界的朋友相聚。他们在为自己同事获今年诺贝尔奖而兴高采烈的同时，也在盘算同事中谁会是下一个？他们列数了四五位,并争论谁的可能性最大。笔者真是感叹：在中国有哪所大学能列出哪一位教授能在下次获诺贝尔奖?!而像在耶鲁这样的大学里遇到的情景，笔者在英、美已不止一次地碰到过!
因此，温家宝总理一再提出问题：60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像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样的杰出人才？”
面对上面这些问题，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危机感,就会油然而生!
要培养杰出人才，必须有“真正的大学”
温总理2007年5月14日在同济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那些张扬的东西，而在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要通过讨论与交流，师生共进，教学相长，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氛围，并不断完善和发扬，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就会有一批有智慧的杰出人才出现，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载《文汇报》，2007.06.14)。
这段话在本质上回答了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这位人民科学家不仅提出问题，也回答了这一问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他与温总理的讲话有一共同点：要培养杰出人才，必须要有“真正的大学”。
在真正的大学里，理应“鼓励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话。”（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2006.11.13）。没有自由发展的环境，没有独立思维，就不会有创新，也谈不上涌现杰出人才。
如何才能形成真正的大学?这就是正在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简称《规划》)要回答的。有了法规，更需要的是行动。正如温总理所说：“对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能停留在议论上了，必须有更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必须有更大的作为。”（温家宝，2008.04.11）。
大学教育改革的关键是“依法办校”，以达到“无为而治”
教改的关键是体制的改革。“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温家宝,载《文汇报》，2009.01.05)。
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依法办校”，以达到“无为而治”。骆玉明教授在《道家之言——老庄哲学随谈》（中华书局，1994年）一书中讲到：“美国总统里根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中，谈经济政策时引用《老子》一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即小鱼。煮小鱼不可多加翻动，否则将破碎不堪；治理大国也是如此，应尽量顺适自然，不要随便加以人为干扰，否则必然引起动乱，这就是老子的意思。里根引用这句话，是古代东方智慧在现代西方的应用。”治国如此，治校也是如此。这正是普林斯顿大学各级负责人“9年不问怀尔斯教授在做什么”（更不会要年年统计他发表多少论文）的高明之处！怀尔斯教授经9年奋斗，虽无论文发表，但解决了360多年未解难题，摘取了20世纪数学的皇冠。同样,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允许他们的教授经历25000次失败而不受干扰，最后破解科学之谜。如果没有这样的氛围，即使以“百人计划”、“千人计划”引入的杰出人才，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难以扎根发芽！例如，某名校引进一位在国外学习、工作了近15年的学者，人家一来就被要求签一合同，其中规定：每年至少发表2-3篇SCI文章，而且要求逐年递增！
在一定的规划（法治）下，“无为而治”或许是最好的“治”。我国大学教育的改革应该导致“治大学若烹小鲜”。
《规划》是国家有关教育的法规。为执行这一管10年的法规，各高等院校必须依照我国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下简称《高等教育法》），制定和完善自己的法规，即高等院校的《章程》。我国在1995年实行的《教育法》，及1999年实行的《高等教育法》，都规定各校要有《章程》（见《高等教育法》第27及28条）。高等院校的《章程》经校党委、校务委员会通过后，报上级教育部门批准，并报当地人大备案，成为学校的大法。世界名校都有自己的大法。例如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章程》共116页。以此保证“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见《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从而，上级部门就能做到“无为而治”。
建议寻找几所大学作为试点，从2011年开始行动
那么，应该如何行动呢？
笔者建议：在国内寻找几所大学作为试点；花一年时间，确定试点单位，明确改革方向与措施，从2011年开始行动。入选的单位必须有和谐的领导集体、有既懂教育又懂政治的领导人。
在这些大学，首先应建立严格的《章程》，依法办事；必须“爱师爱生”，营造育人、爱才的校园环境；保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具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自主办学权。
对这些大学，(1)教育领导部门要管政策、管监督,保证教育公平，保证教育质量。保证各校依法治校。(2)政府要给足经费（指按学生人数直接给的经费）：平均每生每年的经费不低于现在“985工程”前9所大学的经费平均数。(3)大学受三个委员会领导:党委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以权力制衡权力。在三个委员会中，本校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的教授至少应占三分之一，他们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有学生代表，他们由学生会选举产生；校外人员应有一定比例，他们中间有部分校友，由校友会选举产生。校长是三个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者。党委会的主要职责是保证国家法规与政策及学校的《章程》在学校得到贯彻落实。【注一】(4)保证教授有话语权，任何教师必须有80%时间用于学校的工作；校内没有行政级别，教授是学校中最受人尊敬的称号。（5）自主招生，在全国统考（以后应逐步做到每年考若干次）基础上，把学生的素质作为入学的重要条件。【注二】（6）进行教育方法的改革：使小班课占一定比例，引入《雅典学派》的理念：“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注三】（7）引入“住宿学院”制度，从体制上保证素质教育，保证创新思维的培养。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15世纪创建于英国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是学生发现自我的地方、是学会做人的地方、是不同火花碰撞的地方。美国的一些名校在1930年从英国引入住宿学院，作为素质教育的载体，开始超越英国。【注四】(8)引入“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或称素质教育），从学制上保证素质教育，把教授“如何做人”放在首位。【注五】
要考虑在9年义务教育后学生分流的可能性
这样，真正的大学就有可能会在中国出现。但是，这仅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在大学里培养出杰出人才，特别是非常杰出的人才，必须有好的生源，必须从小抓起，从基础教育抓起。钱学森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级杰出人才，1929年时的北师大附中及其校长林励儒功不可没！
最近笔者女儿的儿子（美国一所小学的二年级学生），8岁不到，因在一堂课上提了8个问题而大受表扬。这在中国可能吗？会受老师欢迎吗？其实，没有问题，就没有创新。李政道教授对复旦大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作过评论：重要的是每句话中的第二个字：学与问，学问、学问，是学习问问题，不是答问题。天才的数学家笛卡尔的最大贡献是质疑了知识的系统。大学所以称为大学，就是因为它能培育学生拥有“提出最难回答的问题”的能力。
要改革基础教育，首先必须改革高考制度，并且，要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从事基础教育的师资；而且还要理顺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使职业教育有相当的比例，有其应有的地位，受到社会的尊重。要考虑在9年义务教育后分流的可能性：部分学生直接进中等职业学校；部分学生进高中。高中毕业后可进一步分流：部分学生进高等职业学校；部分学生进大学。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以就业，可以进高等职业学校，也可以进大学。让学生有可能逐步走上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国家应从体制和舆论上鼓励学生走不同的路，360行，行行出状元，行行受尊敬。
只有强了教育，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可能
我国在过去60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但是“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面对这样的危机，大家对新上任的教育部长的期望是空前未有的！但是，教育不单单是教育部的事，它牵涉方方面面；回想1977年，我们都会同意：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单靠教育部要恢复高考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要把今天教育的“危”转为“机”，非要有中央领导直接参与并花大力气才有可能；要在中央指导下，发挥省市区地方积极性。只有当各省市区把发展教育放在优先的位置，并在中央与地方的带动下，民间的力量也充分关注教育的时候，世界一流的教育才会在我国逐步形成。
笔者衷心希望，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出的世纪难题会很快得到圆满的解答，使我们的时代成为产生巨人的时代。这样，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努力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只有强了教育，国家才会强大，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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