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　环境保护（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锅炉房的烟尘污染会不会对学生和小区居民的身体产生危害？”“烟囱年久失修会不会存在安全隐患？”……沈阳市大东区东逸花园社区居委会办公室里，一场对话正在进行。

    社区遴选出的４位直接受害业主，两位社区工作者，环保局、教育局、供暖公司、街道办事处、小区物业的负责人，就振东中学供暖锅炉房烟囱影响东逸花园社区环境的问题，质疑、辩难，气氛热烈。这是这个社区第一次举办的环境圆桌会议。

    “针对某一问题，让利益和责任相关方平等地坐下来，定期沟通协商，以促成问题的更好解决，这就是圆桌对话会议的精髓。”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王华这样评价。

    从２０００年至今，王华带着“圆桌对话”这个课题在江苏、河北、浙江、辽宁、重庆等十几个省市的社区和乡镇进行了试点，内容涉及污染、绿化、水安全等多个环保话题。

    事前充分调研 程序科学规范

    从今年１月至今，江苏省泰州市已经成功举办了３次乡镇环境圆桌对话会议，其中兴泰镇举办的“拉丝行业”环境问题圆桌对话会议一直为当地老百姓津津乐道。两个半小时的会议，企业和与会代表不仅就拉丝厂酸洗废水和烟尘的专项整治达成了共识，姜堰市环保局副局长赵子宏和兴泰镇镇长陈希斌还当场承诺：政府将会同环保部门每半年召开一次对话会，对镇属挂牌督办企业跟踪督察，建立信息公开的长效监管机制。

    “会议之所以能务实高效地进行，科学、规范的程序功不可没。”全程参与组织会议的泰州市环保局政策法规处处长王鹏说。

    一场对话有这么“玄”吗？别小看这个对话，在世行专家和南京大学课题组指导下的圆桌会议可是一个系统工程。

    会前，组织方大范围走访和调研，了解当地环境状况，分析造成相关环境问题的原因，预测要开展的工作及困难，然后把这些信息传达给与会代表和居民代表；会议过程中，鼓励利益和责任的相关方面对面沟通信息；会后进行效果评估，并通过相应机构跟踪对话的落实情况，在下一次对话的时候首先检查上次会议中决议的完成状况。

    为了保证对话的公开和公正，政府官员、媒体和一些非政府环保组织一直是参与圆桌对话的重要力量。在具体的人员遴选方面，通过对收入阶层、文化水平、职业以及利益相关程度等各方面因素的平衡，实现公众的有效参与。

    圆桌对话会议要求主持人对环保热心，熟悉会议所涉及的环保项目，还要对环保基本法规有一定了解。为使对话高效和务实，在对话前几天，与会各方代表要接受培训，内容包括专业知识、谈判要领、会议预期目标等。

    鼓励提出问题 引导理性参与

    “想参与不知道怎么参与，有事又怕枪打出头鸟。”泰州市兴泰镇居民花正泉的想法很有代表性。这说明尽管公众参与环保的法律地位是明确的，但是参与的形式和程序一直缺位。

    “从这一点来讲，圆桌会议在探索公众如何理性参与环境保护上作了很好的尝试。”江苏省环保厅副巡视员许纲熙介绍，“圆桌会议不仅要求公众在参与中积极提问题，还鼓励公众在参与中理性地寻找对策。”

    国家环保总局对沈阳和重庆两地社区圆桌对话效果的调查问卷显示：参加对话后，８２％的参会人员对所讨论的环境问题和政府政策了解得更清楚了，８０％的参会人员认为对话制度有助于提高公众保障自身权利、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

    “从最初公众参与时的试探、好奇到最后的放松和畅所欲言，圆桌会议搭建的平台不再局限于政府寻求群众的理解，而是针对群众提出的尖锐问题理性地寻求解决办法。”王鹏说。

    “以前总是觉得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事情，现在亲身参与其中，邻居们都羡慕我，还托付我呢！”沈阳市大东区东逸花园社区居民于亚洲说。

    期待政府支持 呼唤长效机制

    杭州市是社区环境圆桌对话会议的试点城市之一，每次开会的时候组织方会主动邀请新闻媒体参与，会后张贴会议的决议，以便于媒体和公众监督。不过，杭州市环保局宣教中心的潘腾认为，目前的监督还是缺乏规范性和强制性，会议协议的有效落实还是缺乏政府监督和法规监督的保障。

    据了解，目前，环境圆桌对话会议还面临不少制约，如民间环保组织参与度不高、政府官员对圆桌对话理念接受存在差异、资金短缺等。很多圆桌对话试点的组织方反映，为了便于驾驭，目前话题的选择还是找好操作的具体事件，“拣软柿子捏”。而在人员的培训方面还缺乏强有力的指导和支持，这些都影响了圆桌会议效用的发挥。

    “由于环境圆桌对话并没有明确纳入政府职能，缺乏考核、激励机制，一些试点项目的参与者多半是凭借热情。”王华说，“要想让对话成为一种可以普遍适用并能持续下去的做法，必须向制度化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是关键。”（黄 娴 尹晓宇）

　　随笔：动力来自于公众

    解决环境问题的动力来自于公众。环境问题涉及方方面面，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单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不行，政府部门即使有三头六臂，也力不从心。许多地方发生环境事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公众的事先参与和事中、事后监督。

    环保已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热点。然而，据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的调查，国内仅有６．３％的公众在最近３个月参加过环保活动；知道“１２３６９”环境问题免费举报电话的人不到２０％，公众有效参与环保的程度比较低。

    为什么会出现一头热一头冷的反差？有观点认为，许多人“光说不练”，他们一方面不愿意生活在差的环境中，一方面又随地吐痰、浪费水电等。但这只是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实际调查中发现，老百姓大多不知道怎么参与，参与了又怕“枪打出头鸟”；在很多情况下，群众的“参与”还只是停留在植树种草、拣拾垃圾之类行动上，属于“边缘参与”。同时，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民间环保组织却不受重视，地位颇为尴尬。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不是公众环境意识程度低，而是缺乏公众顺利获得环境信息和参与环保事务的有效机制。

    在我国，公众参与环保的法律地位虽然明确，但范围不清晰、途径不明确、程序不具体、方式不确定，实际中很难操作。国家环保总局今年推出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提出调查公众意见、咨询专家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５种参与方式，使“公众参与”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

    但从效果上来说，要让公众真正参与，深度参与，还须在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公众环境权益方面，真给权、给足权、维好权。如果披露的环境信息不真实，公众或者无法判断环境好坏，或者会质疑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如果“公众参与”不具备独立性、专业性和组织性，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走过场”；如果地方的决策者不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采纳公众的环境意见和建议，公众参与就会变为“环保秀”。

    由此看来，要调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使各种参与方式都能发挥作用，要走的路还很长。（潘少军）

    案例实录：“对话激烈但不极端”

    重庆市万盛区委宣传部部长申大华清晰地记着南桐镇四湾社区的首次环境圆桌对话。

    “一位６０多岁的退休老工人一拍桌子站了起来，第一句话就问，要是下雨把矸石山冲垮了，矿上负不负责？退休老工人一连提了三个问题，后面的人看到这种情形，发言马上踊跃起来。”

    那是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由重庆市社科院“信息对接与圆桌对话会议制度研究”课题组和万盛区委宣传部发起的一次公众与煤矿的直接对话。

    事情的起因是四湾社区的居民看到煤矸石山年年长高，离自己的房子越来越近。这一煤矸石山是南桐矿业公司东林煤矿长年堆积形成的，２００４年６月５日曾经发生煤矸石山垮塌伤人事件，此后四湾社区居民心有余悸，多次向煤矿反映未果，双方矛盾逐渐升级。

    对话会在南桐煤矿三楼会议室举行。对话的主角只是利益和责任相关方的代表，主持人是四湾社区居委会主任赵正江。区里和镇上的官员坐在旁听席，只能听，不能发言。

    南桐煤矿的一位代表说：“大家反映的问题一点都不假，由于煤矸石山是一个长期累积的问题，处理起来牵涉到多个单位，目前单靠煤矿的力量很难完成，煤矿正在积极争取其他部门的支持。”

    居民代表则指出：“煤矸石山的问题难解决，我们也能理解，但是希望煤矿和相关部门能早点拿出一个方案来，在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之前，加强对煤矸石山的管理，避免发生险情。”

    问题越提越多，越来越具体和现实：哪里的路灯不亮了，哪里的公厕没人打扫，哪里的堡坎坏了，哪里的瓦斯又不通了……

    对话结束后，很多居民代表簇拥到课题小组成员面前，他们表示，虽然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但至少让相关部门听到了自己的心声。

    “那次对话激烈但不极端，大家都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申大华说，公众参与相对比较理性，这一点超出了一些官员的预料，也让他们开始改变与公众对话的看法。

    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４日，四湾社区的居民又和南桐煤矿进行了第二次对话，居民们认为“政府说话算数了”，参与性更高了。前不久，责任方南桐煤矿的上级主管部门南桐矿业公司斥资千万元实施了“南桐矸石山治理工程”，企业的环保态度在这种对话和监督中向积极、主动的方向发展。（尹晓宇 李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