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将近300年的历史，兴衰治乱的轨迹在《明史》中历历可见。在明朝前期，朱元璋、朱棣父子励精图治，奠定了大明王朝数百年的基业。之后有所谓“仁宣之治”，实则在守成中渐渐消磨了进取的斗志。到嘉靖当政，初期尚有振作之象，不久便朝政紊乱，乱象环生。万历初期张居正改革犹如回光返照，过后就江河日下，病入膏肓。明朝有许多昏庸的皇帝，如醉心修道的明世宗朱厚熜、几十年不见朝臣的明神宗朱翊钧、热衷于干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内忧外患中走投无路，最后吊死煤山。他死前以发覆面，以示“无面目见祖宗”。一代王朝就此凄然谢幕。

酷爱历史的毛泽东通读过“二十四史”，对历朝历代的兴衰治乱、文治武功皆有研究和体悟。但毛泽东读史又并非平均用力，而是将通读与精读、博览与深研相结合。在“二十四史”当中，《明史》是毛泽东圈点最多、体悟最深的史书之一。除了《明史》，毛泽东还广泛涉猎过与明朝有关的大量史料，如《明史纪事本末》、《明实录》、《明诗综》、《明诗别裁集》、《明人百家小说》，以及各种有趣的野史稗乘、笔记小说。丰富的知识储备，使他在评点明史时可以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在对明史的研读过程中，毛泽东从资政育人、传承文化的角度，发表过许多评论。笔者注意到，这些评论带有相当突出的个人风格，不少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补前人之所未逮，展示了一位政治家和文学家不同寻常的历史洞察力和艺术鉴赏水平。

毛泽东对朱元璋研究得比较仔细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这段话可视为毛泽东对明史的整体印象和基本评价。

一生壮怀激烈的毛泽东研究各朝历史，喜欢兴旺发达的上升时段，而厌恶曲倦灯残的没落岁月，尤其是铿锵激越的开场锣鼓，更是令他“神往”。至于历史的转折点，他也颇为留意。研究明史也是这样。他特别推崇朱元璋、朱棣父子纵横四海、开疆拓土的峥嵘气象，琢磨起来兴味无穷。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是一个落魄的和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他乘时而起，后来居上，逐步剪灭群雄，十五载而成帝业，是继刘邦之后又一个出身微细、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朱元璋和刘邦、成吉思汗一样，都属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大老粗”，但却创造了许多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巨大功业，而历史上许多饱读诗书、才情婉转的人物如陈后主、隋炀帝、李后主、宋徽宗等即便子继父业而登上皇位，也都在身名俱辱中凄凉收场，显得极不称职。毛泽东对这种现象深有感触，他通过对比，得出了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结论。

朱元璋大字不识一个，却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见事快，得计早，多谋而又善断，比起汉末袁绍等多端寡要的人物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明史》赞誉朱元璋“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实非虚词。毛泽东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曾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李世民创造了许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最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维，而朱元璋之所以能紧随李世民之后排名第二，是因为他宏观的军事分析和运筹能力深得毛泽东的赞许。要明白这一点，只要看看朱元璋与陈友谅的战事便可豁然开朗。朱元璋在北定中原之前，在江南主要面对两股势力，一是陈友谅，一是张士诚。本来张士诚尤为逼近朱元璋的地盘，所以有人建议他先打张士诚。但朱元璋经过分析对比，却先置张士诚于不顾，而首先解决陈友谅。其理由是陈友谅素性骄傲，而张士诚器量狭小，两相比较，“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果然，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时，张士诚徘徊观望，“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陈友谅既灭，张士诚顿成累卵，不久便为朱元璋所败。朱元璋后来回忆说，如果先打张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战略安排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效果。在北定中原的过程中，朱元璋又采取先山东、次河洛、后秦陇的作战方针，如愿以偿地达到了他的战略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