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34年前第一批“留美幼童”开始，到1949年以前，中国留学生一直带着强烈的民族自救意识。这种意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有时甚至显得非常悲壮。到1949年以后，寻找救国真理的历史宣告完结，留学生再也不负担这个使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只向苏联和东欧派出留学生。文革期间，大陆公派留学基本停止，公民个人自费留学也不可能。这期间，只有台湾留学生络绎不绝，他们的去向主要是美国，他们后来成为主持台湾社会的精英。

　　在新中国，虽然各门科学进步缓慢，在文革期间甚至停滞或倒退，但一群在旧时代留美归来的科学家却被隔离在动乱之外，不受干扰地搞出了原子弹和人造卫星。在冷战时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国力。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代政治家，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政中国，立即恢复了向世界各国派遣留学生。当有人提出担心留学生滞留不归的问题时，邓小平胸怀宽广地回答道，即使有一半不回来，也要派，也比不派、少派好。

　　国门一旦开启，很快就形成新一次留学高潮。八十年代末一时有所减少，九十年代又出现了更猛趋势。据报道，从1978年到现在，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百万，留学回国总数达二十万。还有以留学身份出国、目前在国外的人员数十万人。

　　经过文革，二十世纪八十代的青年曾经焕发出追赶世界潮流的热情，这一批留学生，仍然不乏理想和道义的色彩。在他们心里交织着“洋插队”的美国梦与“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中国情。而今，这一代留学归国学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精英，在各自的领域开始显示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陈丹青是他们中的一个。他的一篇叫《海归派的羞耻与责任》的文章，把前几代留学生的社会理想、责任感和道义精神视为一种绝响。

　　在他看来，“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但他看到，现在的“海归派”在整体上缺乏这样的意识，“反倒是本土的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相当清醒”。而“留学的悲剧还在于精英外流，回来的又和本土国情发生种种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十之有九以妥协或失败告终”。

　　价值追求一直是中国留学生的传统，但是，五四时期高扬的两面旗帜——“科学和民主”不断缩水，最后只剩下技术。社会越来越技术化，留学的目标是学习技术，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凭什么要求海归比国内知识分子多一份在中国往往显得沉重并且容易“以失败告终”的价值坚持？

　　四百年前的一朝落后，其后效性延续至今，我们目前仍被称为“后发型国家”，承受着历史的负担。

　　自开留学历史以来，中华民族对世界大家庭的一个贡献，是输出劳工和留学生，是引进和接受国外的政治、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等。只要这种文化流是单向的，就说明我们的现代化没有完成。除非有一天，西方留学生到中国来，也是为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政治、哲学和艺术。

　　到了这一天，我们就可以放松地说，留学嘛，就是互相学习。

　　这一天，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完成。此足以告慰历代远涉重洋寻求救国真理的先驱。(何三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