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内地招生“高分落榜”一片质疑声相比，近年来，国内舆论却纷纷对香港地区高校“拒招”内地状元一片赞扬之声。熊丙奇表示：人们可以接受并赞扬高分者在境外高校落榜，却无法接受高分者在内地招生中落榜，关键就在于我国教育正在遭遇“诚信危机”。

    有网友评论：内地招生复试与境外高校相比，其“软肋”在于：内地高校考生复试托人、找人几成公开秘密，有权有势者更是如鱼得水。从面试委员的组成，到面试的内容、评价标准，一直就存在争议，学术管理的行政化，以及教授学术声誉的下降，无法保证评价本身完全按学术标准独立行事。

    有专家指出，当教育机构无法让公众相信复试成绩与笔试成绩是一样过硬、一样可信时，录取规则本身的权威与公正就会遭受质疑。任何一种录取结果，都可能遭致不同角度的置疑。那些名声不佳的高校与教育机构，将在公众的质疑中无法进行自主办学，也无法实施真正意义的教育改革。

    自从我国部分高校导师要为研究生、博士生提供费用上的赞助，必须掏出自己的科研经费培养学生后，导师们无疑变得更加“小心”。夏永姚教授说，我们这里不存在考研靠人情的问题，我们也不会要只会“社交”的学生。现在的老师压力很大，既要考核论文，还要申请项目、课题经费，任务很多都是靠研究生和博士生在做。所以我们不可能去“养”一个水平不高的“关系户”，这不仅直接影响科研项目的水平和质量，还影响老师的学术声誉。

    张晓鹏教授认为，高校自主权的增加是今后我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做好“规范”工作，关键是高校如何在自主之后“自律”，树立好社会信任度。

    肖焕禹教授表示，社会对大学教师还是应该持基本信任的态度，人情、关系现象是有的，但毕竟是个别的、非主流的。作为大学教授，要凭良知做事，对学生公平，对社会公正，为年轻人树立公正客观的典范。    

    熊丙奇认为：可以想象，如果所有招生录取考试全部回到分数至上、笔试至上这一被大家公认弊端众多的旧模式上，应试教育将进一步被强化，我国社会的教育观、人才观将进一步被扭曲。因此，增大高校和教授的自主权并没有错，而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尽快建立可以保证公平、公正的科学教育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高校与教育机构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