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杰代表为“复试”成绩的“不可信”提供了两个依据：一是在全国统一的笔试中没人送礼给监考官，而在面试中却有不少人给面试考官送礼；二是仅两个小时的面试无法对面试对象进行全面评价。

    长期以来，由于扩招及“分数至上”的研究生选拔方式，导致我国的研究生数量快速增长，质量却急剧下降。“研究生到底应如何科学选拔”一直都是教育界和社会各方所关注的焦点。

    有专家指出，研究生选拔面试比笔试更重要，只有这样才能选拔出综合素质和研究能力相对较强的学生，日后才能培养出优秀的研究人员；但反对者认为，目前，优质的教育资源还远远不够，不管何种形式的选拔，都应该以公平为最基本的原则。笔试面前人人平等，而面试则让公平不再“刚性”，为招生黑幕埋下了隐患。

    随着研究生招生改革力度的加大，我国各大重点院校正纷纷加大考生面试的权重。复旦大学高分子系教授武培怡认为：笔试考分第一、复试被淘汰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系的面试权重就很高，前几名被淘汰的非常多，这在国外也很常见。不同老师眼中的学生是不同的，有的‘优秀学生’或许在其他老师眼里就很‘糟糕’。”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教授、博导肖焕禹也表示，目前我国的研究生选拔还是相对客观、有制度可依的。现在有些外地高校有所谓的“应研教育”，许多学生从大一开始，就专门针对想报考的研究生院校和专业进行考研培训。到最后，学生初试考分很高，但社会适应能力、科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却很差，在选拔中被淘汰也是有可能的。

    复旦大学化学系特聘教授、博导夏永姚则认为：如何在复试中考核学生的科研能力、实验能力确实是一个难题。文化课的考试成绩高和动手能力、科研能力、思维灵活度强完全是两回事。“但我们一般不会打下考分第一的学生，笔试成绩高至少说明她很勤奋，可塑性强。”

    其实，早在三年前，河海大学法律系讲师甘德怀以笔试第一的优异成绩（报考者共６７人）报考北京大学法律博士生而终遭淘汰的事例，就引起了社会各方的争议。

    华东理工大学翻译系研一学生张某认为：从身边发生的事情来看，他感觉考研面试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公平。他告诉记者，他有个同学，成绩很不错，报考了华中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研究生。一共有１２０人进入面试，但一天内所有学生就全部面试完了，每人的平均面试时间仅５分钟，远不到国家规定的“每人至少２０分钟”。“我同学刚作完自我介绍，老师就说‘你可以走了’，而且面试过程中有老师在打手机、还有在打瞌睡的，只有一个老师在听他讲。最后，他没有被录取，也不知道其他学生是怎么靠５分钟就被录取的。”

    有网友透露：某高校早在今年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开始前，就内定了几名本校学生。这些学生大都在学生会或班级担任干部，平时很讨老师喜欢。学院的导师曾肯定地告诉他们，只要公共课过线就没有问题。初试成绩公布后，一名“宠儿”的英语成绩比国家线低一分，按照规定不能参加面试。但最后，他不仅参加了面试，而且导师还给了他面试最高分。该学生最终因总分第三、面试成绩第一被破格录取。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张晓鹏就给研究生“面试”泼了一盆凉水。他指出，我们不能太迷信于面试，面试只起辅助性功能。笔试和面试在招生选拔中具有各自不同、难以相互替代的功能，我们不可偏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张晓鹏分析说，面试具有标准多元、重视个性的特点，有利于选拔符合本校培养理念的有特色的人才。但其成本相当高，需要高度的社会诚信和法治环境作为保障。目前我国高校招生的面试技术应当说还不是很成熟，带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其信度和效度都还有待深入研究。

    据悉，北大目前已经开始着手逐步淡化研究生选拔笔试成绩的权重，并准备在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考试中逐步取消笔试。但问题是，如果将评价和选人的大权都交到教授的手中，又如何能保证研究生录取公正、不徇私情呢？

    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表示，增加导师招生自主权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势所趋，但如何保障过程公平也是一大难题。公平问题解决不好，将给我国研究生招生改革带来很大的障碍，“科学选才与保障公平的矛盾，正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熊丙奇说：与中国公立大学教授的“铁饭碗”不同，美国私立大学的教授都是聘用的。在中国，教授徇私舞弊最终损害的是全民的利益，而大学很少会对问题教授做出处罚；而在美国，更多的是私立大学，教授和管理者如果不负责任，则会直接损害老板或股东的利益，哪个教授胆敢“开后门”，立马就有被扫地出门的可能。